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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之前的基督教新教圣经中译史简述

时间:2015-04-12 17:42来源:《天风》2014年8期 作者:孙琪 点击: 评论
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传教士们决定联合翻译文理本、官话本、浅文理本圣经,即此后的和合本圣经,其翻译基础即在于上文所梳理的近一百年的圣经翻译。
 
据学者尤思德统计,自1822年马殊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出版第一本中文圣经至1919年第一本官话及文理和合本圣经出版,在前后不足个世纪中,基督新教共有近40部以文理、官话及方言译成的中文圣经译本。本文以时间和影响为线索,梳理在和合本圣经诞生之前,比较重要的中文文理本、官话本及浅文理本全本新约、旧约翻译。
   
一、文理本
 
1、二马译本
    
新教传教工作的开始,一般都与圣经翻译关系密切。1822年,在印度塞兰坡从事文字工作的马殊曼出版了第一本中文圣经。紧随其后,第一位来华的新救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在1823年出版了圣经全本《神天圣书》。
 
这两部圣经,又被称为二马译本,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中文底本,即天主教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1645--1715)在1707年前翻译的四福音及保罗书信、《使徒行传》手稿。
 
该手稿并未在中国发行,广东人容三德(Yong sSam_tak)于大英博物馆抄录了该手稿用于教马礼逊学习中文。1807年,马礼逊将此手稿带到中国,并且在圣经翻译中大量使用了这份抄本。
 
1810年,马殊曼从马礼逊那里获得了该份抄本的副本。二人的外文经文蓝本是希腊文《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及英文钦定本圣经。
    
二马译本都跟从巴设译本,将“God”译为“神”,在翻译上也有一些重复之处。比较来看,“马殊曼的译本语言十分优美,而且不少也用在后来的译本中”,而马礼逊译本则更为通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据说是因为“马礼逊居住在中国,往往可以参考本地学者的意见,因而拥有较有利的条件”。来自英国浸礼会的马殊曼跟随在塞兰坡的浸礼宗圣经译本传统,使用“蘸”来翻译“baptism”,而马礼逊则采用巴设的译法“洗”。马殊曼的译本多被来华的浸礼宗传教士使用。关于“baptism”的译名分歧也直到翻译和合本时才寻找到解决的途径。
    
二马译本成为基督新教圣经中译的基础,因为其采用了天主教的中文译本为底本,这也就意味着,明末清初时来华的天主教对中国新教圣经翻译和神学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2、四人译本
    
随着传教士陆续前来中国,修订圣经的需要日益迫切。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成为马礼逊亲自挑选的圣经修订及翻译的继承人。1837年,麦都思、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以及马礼逊之子马懦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 4—1843)在马礼逊译本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了新约《新遗诏书》,并于1840年出版了旧约《旧遗诏书》。在新译本中,麦都思将“God”译为“上帝”。在该圣经不同年份的版本中,还用了“洗礼”、“浸礼”、“浸洗”等词翻译“baptism”。1853年,太平天国出版的《新遗诏圣书》大部分内容使用了该版本的圣经。
    
3、委办译本
    
1842年,上海、厦门、福州、广州和宁波等五个通商口岸对外国开放,1842至1857年间,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增长了4倍。因此,翻译一部为各个差会共同认可的圣经译本的需求更为追切。1843年,在香港举办的以“共同翻译中文圣经”为主旨的传教士大会上,决定成立“委办译本委员会”翻译圣经。“委办”意即各差会的“代表”,麦都思当选为委办大会书记,成员是来自英美两国的传教士们。这个译本后来被称为委办译本,是联合译本的首次尝试,该译本以“四人译本”为新约中文底本,以《公认经文》作为希腊文基础文本进行修订,并重新翻译旧约。
    
1848年,新约委办译本完成,但在1851年,由于译名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委办译本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成员中来自英国的一方以麦都思为代表,坚持用“上帝”来翻译“God”;而以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45--1891)为代表的美国一方,认为“神”是圣经中“God”的唯一正确译名。于是1852年新约出版时只有大英圣经公会出版了以“上帝”翻译“God”,以“神”翻译“spirit”的委办译本新约全书。1854年,麦都思、美魏茶、施顿力翻译好《旧约》出版。1858年出版新旧约合订本,1872年修订。该译本被在中国的英国和德国传教士使用。
    
4、裨治文、克陛存译本
    
分裂之后的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分头译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长老会克陛存开始翻译全新译本,该译本新约于1859年出版,旧约于1862年出版。该版本中用“神”、“圣灵”分别翻译“God”、“spirit”。该译本由美国的圣经公会出版,主要被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使用。
    
二、官话本系统
 
二马译本、委办译本等都是文言本,也即文理译本。十六世纪末,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时就认为,最有效的传教手段,是利用文言文著述,向文人们宣教。不过除了文人使用的书写语言和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外,利玛窦认识到,“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则更详细地将官话分为二个系统:“北京”、“南京”和“西部””。
    
《古新圣经》是现存最早的圣经官话译本,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Louis Poirot,1735--1813)在嘉庆年间的公元1796年至1820年翻译。贺清泰于1771年到北京任职并传教,其圣经译文简单通俗,带有北方俚语。该译本共有37卷,百余万言,翻译了除先知书外的旧约以及全部新约。
    
1、南京官话译本
    
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定都于此。这让传教士们感到兴奋,认为随着太平天国的胜利,基督教可以传遍中国。1853年9月,大英圣书公会发起了“在华分发一百万本圣经”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麦都思与施顿力及一位南京人合作,将委办译本新约文言文改为官话,即南京官话译本。1856年,印行了该译本第一批5万册新约全书,又在1869年、1884年至少两次重印,该译本主要在南京范围中使用。
    
2、北京官话译本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天津开始对外通商。1861年,大英圣书公会的上海通讯委员会向华北的传教士建议,翻译一本在北京使用的官话译本。在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的主导下,包约翰(John Shaw Burdon,
1827—1907)、白汉理(Henry Blodget,1825--1903)、艾约瑟、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等人开始翻译新约,并且在1872年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版的北京官话译本新约。该译本使用了“一切具有任何价值的译本,包括了从马殊曼和马礼逊到最近期的俄罗斯修士大司祭古里的书写语言(即1864年东正教《新遗诏圣经》)”。外文则参考了希腊文《公认经文》、《七十子译本》,德韦特的《德文旧约》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还使用了《古新圣经》为底本。受该译本影响,五名译员全都认为最适合翻译“God”的译名是“天主”。但在出版发行时,以不同的版本采纳了所有分歧的用语,于是北京官话译本新约就有了“神”、“上帝“、“天主”三个版本。
 
该译本十分成功,流传广远,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在此后的四十年没有一个译本可以与之相比。“新的官话新约圣经差不多立即在华北地区取代了文理译本的地位,广泛地流传在家庭、学校、教会与崇拜礼仪中”。
 
1873年,施约瑟出版官话本旧约。1878年,施约瑟本旧约和北京官话译本新约合本出版,此译本至少在1899年、1908年两次修订出版。
    
三、浅文理本
 
虽然官话本在北方大量流通,但在南方却不被接纳。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呼吁使用文言文进行联合译本的翻译,当时人们认为,这种一致的文言文体,一定是浅文言。
 
施约瑟对这种文体有过如下描述:“既非不能被学者接受,亦可被所有略懂文字的人阅读和理解;这类文体应该按字词的基本意思去运用,是什么便说什么;它不应力求古雅,而且要避免陈词滥调和取自诗侧歌赋的措辞;简而言之,这是中国人自己用在较严肃的作品或较重要的公告中所采纳的文体”。
    
1885年,在汉口传教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在参考北京官活译本、委办译本、裨治文与克陛存译本的基础上出版了浅文理本新约,他还在此译本基础上修改,于1887年出版了官话福音书,
1905年出版了旧约至雅歌部分。1889年,包约翰与白汉理也出版了一本浅文理新约译本,该译本是对北京官话译本的修改,但是由于失误,“天主”、“真神”被印刷为“上主”、“圣神”。施约瑟在1898年出版了新约浅文理本,1902年出版了浅文理的新旧约全奉。
    
四、浸会译本
 
上文说到,由于“bapism”的译名分歧,浸礼宗的教派更推崇马殊曼译本。在他们看来,“洗”字不能包含“浸”的含义,为了避免削弱教义,他们选用了“蘸”,即以物没水。
    
美国浸礼会的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曾参加过委办译本的会议,但最终还是退出,并于1853年出版了文理本新约圣经。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1817--1887)修订了高德译本,并于1872年出版,此版本也被南浸礼宗使用。1868年,怜为仁完成旧约译本,同高德译本合为一书。
    
英国浸礼宗传教士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1800--1876)在1867年出版了新约。高德和胡德迈译本,都以马殊曼译本为底本,同时也参考了马礼逊和委办译本。但是胡德迈译本较为难读,没有更进一步的影响。高德译本和罗尔梯的修订本则因为文笔优美和对原文的忠实受到了书评界的赞赏。
    
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传教士们决定联合翻译文理本、官话本、浅文理本圣经,即此后的和合本圣经,其翻译基础即在于上文所梳理的近一百年的圣经翻译。
 
 
《天风》2014年8期38--40页求索思考,作者:中国基督教两会研究部同工孙琪。2015年1月27日礼拜二06:50扫描,2015年3月6日礼拜五16:06审核校对于浙江舟山。更多《天风》2014年第8期文章, 欢迎点击基督教传媒http://www.jdjcm.com/wenzhai/881.html阅读。或者打开QQ1442160806日志http://user.qzone.qq.com/1442160806/blog/1426999875阅读(图文比网站里的更精彩)。飞信:608122883(手机13857228072浙江舟山)。欢迎您加我为飞信好友(或将您的移动手机号码发给我,我加您为我的飞信好友),我就可以经常给您发送基督教传媒http://www.jdjcm.com里的优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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