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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化方向 建设中国教会

时间:2018-04-01 10:56来源:《天风》2016年4期 作者:高峰 点击: 评论
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政治境遇和社会氛围中生存并发展,最关键的是与其政治环境相适、相符。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政治上的适应与认同及中国基督徒公民身份的确定与认同非常重要。
基督教中国化不是近几年才探讨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命题。其实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就已经在面临这一问题。例如,最早传入唐朝的景教,在其经典翻译中,采用许多中国道教和佛教的词汇和语言。“对景教教义的解释亦利用了相关佛教教理”,“景教文献还揭示出其经典翻译也借用了大量道教词语”。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内容不足两千字,竟涉及中国传统经典《易经》、《诗经》、《春秋》计八十处左右,“及其他经书一百五十处、史书一百余处、子书三十处”。一种宗教传至一地,其经典翻译与编写是其实现本地化的基础性工作。明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化方面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比儒”、“合儒”、“补儒”、“匡儒”的尝试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可惜,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在华之宣教以康熙皇帝于1720年的一道禁教谕旨而告终。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原因,明确中国化方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共处的关键环节,它不但必要,而且从当前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社会的微妙关系来说,这项任务还来得十分紧迫。”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指出,如果说“中国礼仪之争”及其结果首次在历史上暴露了西方基督教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差异和冲突,那么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涌入中国,显然再次激化并愈发加深了西方基督教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矛盾冲突,以致西方基督教与侵华战争、教案纠纷、非基督教运动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难以忘却的民族记忆。“这一历史难题也正是基督教之所以要实现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在华有着其‘中国化’的义务和使命。”中国文化内涵多元丰富,这种中国化,并不需要基督教改变基本信仰。在海纳百川的中国博大文化传统中,基督教中国化并不需要其完全摒弃其中优秀的西方文化元素,所需要的乃是一种超越东西方的积极开放与相互吸纳,是一种跨越时代的主动更新与复兴。
 
中国社科院卓新平教授认为,在华的每一种外来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其在华才能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心。这方面佛教做得比较成功,它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其在政治、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化,由此它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而且成为今天信徒人数最多的中国第一大宗教。对基督教来说,这种中国化过程同样十分必要,“而且在当今形势下还特别急需其尽早实现并体现出来”。“中国基督教已经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化’则是基督教在华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
 
正如丁光训主教面对普世教会所宣讲的,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教会所努力的就是要使基督教在中国能够中国化,使中国教会能有中国特色,在中国得信徒和众民的喜爱,这样才能使中国教会对普世教会有所贡献,这是关系到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真正很好地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的重要目标。“坚持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安身立命之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抓住历史性机遇,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
 
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在中国现实处境中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宗教界的要求。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确是基督教在中国“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基督教在中国处境中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坚持中国化方向,建设好中国教会呢?
 
在新的形势下,要走中国化道路,建设好中国教会,就必须继续坚持三自原则。上世纪50年代,吴耀宗先生等老一辈教会领袖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自19世纪末20世纪上叶,许多中国基督徒积极致力于中国教会自立及本色教会的探索,但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教会的状况和命运;三自爱国运动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命运和前途。它“就像一位扳道工,把即将开到铁轨断裂之处的基督教这列火车扳到一条安全的轨道上来,中国基督教从此获得了新生,拥有了未来”。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教会真正成为由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实现了中国教会在组织上和主权上的自我;使中国基督教逐渐改变了过去“洋教”的面貌;使中国基督徒成为爱国的基督徒;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后宗派时期的不断走向合一的教会;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与今天的社会和时代越来越相适应的教会;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发展并在普世教会中有美好见证的教会。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组织在老一辈牧长的带领下,积极引导中国教会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引导广大信徒和教牧同工不断提高爱国主义觉悟,积极投入国家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带领中国教会坚持联合礼拜,走合一道路;在新形势下深化三自爱国运动,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号召各地教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开展社会服务事工;促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不断开展友好交往与合作;引导中国基督教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自爱国组织在老一辈牧长带领下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三自,没有三自爱国组织,没有老一辈牧长的积极付出与努力,就没有今天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老一辈牧长带领中国教会所取得的成就,倍加珍惜中国基督教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
 
现在,越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境外渗透的复杂局面,我们越是要坚持三自原则,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中青年教牧同工要不断加强学习,加强自身三自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认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越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越是要坚持三自原则不动摇。
 
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的重要目标。三自是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的基础和前提,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现在,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坚持中国化方向,建设中国教会,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给予关注和考虑。
 
一、基督教中国化与神学思想建设
 
基督教中国化,重要的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与发展。中国基督教在组织和主权上的自我还只是外在的,神学思想上的自我才是内在的、本质的。要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构建适合中国教会现实处境、有助于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神学思想体系是关键。在基督教历史传统中,世上有形的教会都是地方性的,而神学或神学思考总是处境性的。
 
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首先必须打破“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的观念。西方传统神学是西方基督教在其处境中建立起来的神学,它不是普世教会神学唯一正确的标准。“若不根除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基督教便无法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无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无法真正实现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
 
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是教会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面对社会、人群、现实,从信仰出发进行的省察与反思。“它是教会或基督徒个人,带着对教会自身和自己民族的关怀,带着对人民和群羊的关怀,面对上帝时的一种沉思。”教会的神学思考必须面对教会和社会的实际问题,面对社会和人群,面对现实处境。
 
处在不同地方的教会体现着不同的地方性特色,同样,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中的教会所构建的神学也因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与特点。谢扶雅认为,希伯来民族是一个注重“信”的民族,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却十分重“知”。他们的意趣在于“以知证信”,由此形成纯粹理性与哲学思辩的“信理神学”,“信理神学”多倾向于概念化、立统化、形而上之构建。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实践,注重行为或实际行动的民族”,“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反映于神学,便是实践神学、力行神学或笃行神学”。中国文化传统“务实”与“重行”之特点体现在信仰与神学上就是“以行体信”,以“行”为神学构建的重要根基。
 
传统基督教神学属于西方模式,即以理性与哲学思辩阐释信仰,其神学具有抽象化、形而上之特点。但从圣经看,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却深具东方特点。一方面,耶稣其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生长于东方;另一方面,圣经记载的主耶稣的言行教训都具有东方的精神与内涵。耶稣基督在世上宣讲天国的福音,阐明生命之道,从不用高言大智,不用抽象的话语,而是常用人们容易明白的生活实例和比喻。他喜欢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把高深的生命之道通俗化,把“信”生活化。他常常教导人们把“信”“行”出来,把他的话“行”出来(参太7∶24-27等)。其实,“信”、“行”一致也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教训(参雅2∶14-26等)。
 
另外,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向我们启示,看不见的上帝借着成为肉身的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向世人显明,抽象的生命之道借着耶稣在世上使人们用耳可以听见、眼睛可以看见的言行表明出来。新约圣经的教训、耶稣的言行、道成肉身启示的道理与中华文化传统精神在这方面是如此的接近与契合,这是中国教会在信仰确立与神学构建中应采取的路径与方式,这是一种“以行体信”的路径,一种以“行”为神学构建基础的路径,是道成肉身的神学路径。
 
二、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现实处境
 
“‘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而基督的‘肉身’,则是在苦难中与自己的民族认同,并在苦难中造就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
 
上帝之道在“这里”,在中华大地上成为“肉身”,建立了中国教会。那么,中国教会就要在“这里”,在中华大地上体现和见证上帝之道。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只有“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参约12∶24)。同样,基督教在“这里”,只有脱去外在的东西,保持其内在的生命本质,吸收本地的养分,才能生长得更加丰盛。基督教在“这里”要见证基督,彰显上帝之道,就要面对和适应“这里”的现实处境。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做到政治认同、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合。
 
1、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就是认同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与同胞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基督徒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信仰无国界,但信徒有国籍,基督徒与其他中国人民一样,要有公民身份的认同。有人认为,基督教信仰是超世的,不应涉及和参与政治,但实际并非如此。基督教从开始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异化派别而受到社会的压制逼迫,到拥有合法地位成为国教,再到整个中世纪,直至近现代,两千余年来从未与其所在的社会政治脱离过,有时甚至“不乏刀光剑影”。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也没有脱离过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礼仪之争”也成为中国皇权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政教之争”,成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冲突。
 
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更是伴随着西方政治军事强权进入中国,这更强化了国人对基督教在政治层面的认知和印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相遇过程中打下的历史‘死结’或陷入的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因此,解开此‘死结’,打破此‘僵局’,也主要在于政治意义上的努力。”
 
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在社会政治层面也经历了从“佛道为至上道”、“沙门不敬王者”到“依国主”、“从王法”的转变,从而比较顺利地融入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同样,基督教的中国化首先也必须经历这种转变。“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政治境遇和社会氛围中生存并发展,最关键的是与其政治环境相适、相符。”所以,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政治上的适应与认同及中国基督徒公民身份的确定与认同非常重要。
 
(未完待续)
 
 
 
 
《天风》2016年4期(总第436期)4页特稿栏,作者: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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