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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化方向,建设中国教会(续)

时间:2018-04-25 06:07来源:《天风》2016年5期 作者:高峰 点击: 评论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综合的长期工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接《天风》2016年4期)2、社会融入
 
主耶稣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进入世界(参约17∶1--26)。使徒保罗也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参林前9∶22)基督教只有积极融入社会,使自己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步,自觉投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才能为实现中国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和外部环境。
 
融入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被社会理解、认可与接纳的过程。基督教应当遵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教训,倡导“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奉献精神,践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之美德;积极回应社会需要,努力担当社会责任;要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优良传统,在医疗卫生、养老托幼、助残扶贫、助困资学、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努力造福人群,服务社会;通过发挥光盐作用传播爱心,树立基督教良好形象。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代表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在2015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阐释。”  
 
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其实与基督教的信仰观念,与基督教的基本价值理念是相契合的,两种价值理念基本上是相通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从基督教信仰角度而言,它代表了上帝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祝福,体现了上帝对人类的旨意和愿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按照基督教信仰,这些是上帝属性与意志的体现。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本身就是公义,也要求人类社会得正义;上帝选召以色列民,对其百姓首先做的就是通过摩西颁布其律法,向百姓明确他的诫命和律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从基督教信仰传统看,这些是上帝对其子民的基本要求。无论是旧约先知,还是主耶稣自己,都给我们留下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榜样,按照信仰要求,人应当爱岗敬业,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为“天职”;诚实守信、仁慈良善也都是基督徒应有的道德品质。
 
中国教会应当以基督教信仰理念为支撑,深入理解和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中国社会主流思想价值体系,带领广大基督徒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心支持者、自觉维护者和积极践行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努力促进者。
 
3、文化融合
 
有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所宣讲的生命之道具有超越性,因此基督教具有“超文化性”。然而,道成为肉身的启示向我们表明,无形而完全超越的上帝生命之道只有成为肉身才能向世人显明他的大爱,成就救赎之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具体实在的人。道是进入一个具体实在的国家和民族,进入一个具体实在的文化、社会处境。上帝的生命之道、福音真理只有进入具体文化社会处境才能产生意义,才能达成上帝旨意。所以,虽然基督教所传播的生命之道具有超越性,但福音只有进入具体的文化才能产生果效,才有意义。
 
无论是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等所代表的基督教观点或宗教的观点,还是世俗的理解,其共识是宗教与文化相关联,“宗教在文化中存在、运动、发展、变化,宗教不会脱离文化”。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基督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文化性”。基督教作为一种人类信仰体系,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之中,不可能真正超越历史与现实,它“必须‘进入历史’、‘进入文化’”。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体系,也必然是一种文化体系,“有其地域上横向传播和历史上纵向发展的‘文化披戴’、‘文化融入’和‘文化共构’”。
 
就文化层面来讲,基督教是两希(古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的结晶,成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基础,代表了西方文明与文化传统的精神。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实际上是中西两大文明、两种强势文化的相遇与碰撞。自唐以来,在一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之路并不平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着“曲折的经历和复杂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历史又给双方提供了难得的相识、相交与会合的机遇。“双方‘斗’则会两败俱伤,‘和’则对人类增益。”
 
对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前人已经有许多思考、探索和努力。本人管见,基督教无论作为信仰体系,其福音真理的宣明,还是作为文化体系,要在中华大地生存与发展,都必须进入中国文化,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基督福音的真理要用中华文化阐释与表明;二是基督教作为一种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会与融合。
 
首先,上帝生命之道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福音真理要在中华民族中发扬光大,就必须用中国的语言文字,用中国人能够明白和接受的方式来阐释和宣讲。要“以华言言教理”。新约《使徒行传》2章记载,主耶稣复活升天后,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时,来自各地的人们都是通过各自的方言在听门徒宣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就像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脱去外在的东西,保持其生命本质,吸收土地的各种养分,才能结出更为丰盛的生命。基督教信仰的内在本质一定要用中国文化来表达。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
 
其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为各具特色的东西方两种文化,在过去的相遇中曾经经历曲折坎坷;但我们也应看到,基督教也应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也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极强,双方完全可以在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共存、共构,有机结合。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先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自己优秀的成分,双方可以相互借鉴,彼此吸纳对方之精华,以便相互丰富共同发展。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两个方面的相交与融合,那么一个真正中国化的基督教就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三、基督教中国化与教会体制及管理
 
基督教要中国化,作为社团组织,教会体制与管理模式也要中国化。“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在中国社会中正常运行的体制架构也必须中国化,这种架构必须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脉络,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律运行的范围内进行。”根据圣经、教会传统及普世教会经验,教会体制与管理模式因处境不同而有所差异。新约圣经记载的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与外邦教会之间,外邦中不同地方的教会之间,因为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人员构成不同、教会面临的问题不同,所以在传福音方法、牧养及管理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在教会历史传统中,不同宗派、不同信仰特点群体之间,如天主教与新教,新教中圣公会与长老会,长老会与公理会之间,等等,其教制与管理模式都有不同。现在,普世教会中,“由于国情不同,各国教会制度和教会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境遇不同,教会组织体系及管理会相应地有所不同,教会体制与管理方式应因地制宜。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根据基督教实际情况,中国教会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目前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现在看来,这种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是符合中国教会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国社会在不断变革,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颁布,《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不断“构建发展新体制”,包括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等等。基督教的体制机制要适应时代与形势的发展要求,管理理念与方式就要与时俱进。
 
中国教会的体制制度、管理模式在新的形势下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不断构思、发展和完善体制机制与管理模式,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我们共同思考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考虑和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真思考并尽早形成自己的教会论。
 
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一直在谈要建设好中国教会,但如何建设中国教会,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国教会,首先就涉及教会论或教会观的问题。教会组织体系、管理模式都属于教会论内容。西方教会教会论多注重理论与思辨,中国教会教会论应多注重教会实际,从教会实践应用入手,可以以教会体制与管理模式作为切入点,认真思考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教会论。教会论的建立是推进神学思想建设的需要,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它将对建设中国教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符合圣经。
 
教会的任何作为都必须依据圣经,或者说,都不能违背圣经的原则和精神。同样,中国教会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构建、发展和完善也必须符合圣经的原则与精神。新约时期的教会刚刚开始,作为教会的雏形,形态比较简单,不可能为后世教会提供如此复杂多样的模式以供借鉴,但初期教会却向我们启示了一些原则,如不同地方的教会各有特色,互不隶属,彼此自立,但在基督里却是一体相助,各地教会的建立与管理都有利于传扬福音、牧养和教会发展,在管理上都针对自身的状况和问题等。
 
第三,承接和借鉴教会传统。
 
根据教会“四性”(一、圣、大公、使徒所传)的要求,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教会都不能与基督教会的根本传统割裂开。中国教会虽然独立自主自办,但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承接教会的根本传统,如圣职的按立必须有自使徒以来的传承等。
 
第四,参考普世教会经验。

不同国家、地区、处境中的教会,其组织体系、管理模式不尽相同,我们不能照搬任何一种模式,但各个教会都会有成功之处和经验所在,这些都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发。
 
第五,适应中国现实处境。
 
教会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构建、发展和完善必须考虑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在内的现实处境。基督教作为社团组织,其运行和管理模式必须与我国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协调,而不是相矛盾和冲突。另外,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基督教也要不断增强法治意识,适应我国以法治国、以法执政、以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发展要求,加强基督教本身的规章制度建设,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立健全基督教运行与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基督教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各地基督教两会及堂点要对广大信徒进行普法教育,使广大信徒不断树立法律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做学法、懂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第六,面对中国基督教实际。
 
中国教会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构建、发展和完善必须根据中国基督教的实际情况,坚持以发展和问题为导向。我们需要关注和意识到中国基督教现实状况中的一些问题,如作为后宗派时期不断走向合一的教会,如何既能充分尊重不同信仰特点,又保持中国教会继续走合一的道路;一些基督教两会组织团体自身建设比较差,有的机关化、衙门化现象比较严重,在信徒中缺乏凝聚力、影响力、号召力,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基督徒游离于基督教两会组织之外,以后基督教两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团结、服务、引领这些基督徒;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实行属地化管理,现在各地教会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成为一盘散沙的倾向,不同层级的基督教两会之间及基层基督教两会组织与堂点之间的纵向关系如何加强,如何保持中国基督教会的整体性;如何不断建立健全各地基督教两会组织,加强团体自身建设和教牧人员自身建设,更好地体现基督教两会组织的宗教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8,更好地发挥基督教两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等等。
 
四、基督教中国化与人才培养
 
任何事业与工作,人是第一要素。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人才也是关键因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督教老一辈思想家在探讨中国教会自立与本色化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王治心认为,要建设“本色教会”,必须要有“本色的人才”和“本色著作”,“没有本色的人才,不会产生本色的教会”,要培养本色的教会领袖和理论人才。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在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部分高校参与的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在谈到作为三个议题之一的“基督教中国化面临的关键问题”时,与会专家都认为,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人才问题”,“基督教中国化需要教会内部培养出更多具备传统文化积淀,并具有较深神学造诣的人才”。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正如唐晓峰先生所说,离不开安世高、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菩提流支、达摩笈多、玄奘等历代译经家带有时代特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离不开佛教历代学者基于自己时代文化及理解的佛经解读,离不开他们对于“道”、“理”、“心”、“性”等佛学理念的中国化阐释,由此逐渐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学流派。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基督教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仍未有效地开展,如基督教经典包括神学著作的译介,基督教信仰与教义教理的中国化诠释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具有良好教育训练与知识装备的人来进行。中国基督教需要培养和造就具有中国化思维与意识的教会领袖,具有中国化意识的圣经学者、神学家、思想家,具有中国化意识的神学院校师资队伍,具有中国化意识的教牧人员队伍及各方面人才。中国教会对人才培养要具有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要思考制定面向现实与未来的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包括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中长期规划等,没有中国化人才培养的思考和有效举措,基督教走中国化道路将十分困难。
 
五、基督教中国化与教会普世性
 
世上有形的教会都具有两个特性,即地方性和普世性。基督教中国化就是强调和发展教会在中国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特色。教会具有地方性是新约圣经中建立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则。使徒时代初期教会、外邦教会与耶路撒冷教会就不相同,外邦教会不像耶路撒冷教会那样遵守犹太传统施行割礼;外邦教会之间如罗马教会、安提阿教会、歌罗西教会、哥林多教会等,也因民族、地域、文化、习俗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启示录》第2章、第3章记载的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等七个代表性教会,通过圣灵对他们的教训不同可知,他们状况不同,各有特点。将来新圣城耶路撒冷降临,东、西、南、北各三个门,上帝的子民从四面八方,从万族万邦,多姿多彩一起进入圣城,一起进入基督里的丰盛(参启21∶2、10-13、27)。
 
强调地方性并不否定普世性。“个性和公性,特殊性和普世性,不是相对立、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各国教会越实现其特殊性,整个教会的多样程度越高,它的普世性也越有内容。”就像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人数等各不相同,但同属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各民族特色越突出,中华民族大家庭就越丰富多彩。同样,各个时代、各地方教会的民族性、地方性特色越明显,整个普世教会内容就越丰富,就越能体现在基督里的丰盛。
 
中国基督教强调其民族性地方性特色,并不损害或改变基督教会之根本属性,她仍是一、圣、大公、使徒所传之基督教会的一部分,仍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中国教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原则,但并不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中国基督教协会(CCC)是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的正式成员,中国教会始终愿意保持与普世教会的友好交往与合作,愿意在基督里与普世教会保持圣徒相通与团契。
 
中国基督教在保持对外友好交往的同时,也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境外有些组织和个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做一些对中国教会、对中国社会和国家不利的事情,他们有的要在中国恢复本宗派的教会,破坏中国教会的合一,有的出于政治目的和意图,这些将对中国教会和社会产生严重危害,我们要坚决反对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抵御。
 
总之,基督教中国化符合圣经教训,基督教中国化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与发展,是基督教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愿景。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综合的长期工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天风》2016年5期(总第437期)4页特稿栏。作者: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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