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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景教在泉州的发展痕迹

时间:2018-04-01 10:46来源:《天风》2016年4期 作者:林泽伟 点击: 评论
一种宗教得以在一个国家传播和发展,除得力于好的土壤、好的环境外,其活泼的生命力尤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泉州明代城墙的拆除,一些垒砌在城基上的基督教墓石,即“刺桐十字架”随之出土,这其中二十多件遗物显属景教所有,从此泉州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这段历史逐渐被人们所知。作为生长在这座城市中的基督徒,希望从这段历史中找出景教在中国的发展痕迹,并对今天基督教中国化做一点思考。
 
一、景教传入时的社会环境
 
景教于635年(唐贞观九年)传入我国。“景”就是“大”、“光明”的意思。圣经中常以光比真理,故自名为“正大光明之教”。景教又名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 sm),在元朝时称为也里可温教,是蒙古文“奉福音之人”的意思,为景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统称。
 
(一)传入泉州的时间
 
景教何时传入泉州,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但随着泉州基督教石刻的陆续出土,为研究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及景教传入泉州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依据考古学上的证据,景教传入泉州应该在元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
 
(二)社会环境
 
1、发达的海外贸易
 
泉州在宋代即为著名的海港,1974年泉州宋代古船的出土震惊海内外,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王连茂说:“宋代古船的发掘出土,确立了泉州宋元时期作为我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地位。”他说,“宋代古船体现了当时世界最高超的造船技术,是全球最好的海船。”可见当时泉州的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元朝时期,泉州港是世界知名的港口,海内外贸易一片繁荣。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刺桐(当时的泉州又名刺桐城)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另外,元朝官方记载也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回回田地”指的是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是指印度次大陆。发达的海外贸易带来了泉州市街的繁华,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2、多种宗教云集泉州
 
泉州有宗教博物馆的美称,多种宗教曾云集于此,宋元时期泉州就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已经绝迹的摩尼教(以上都有考古证据),经济贸易的频繁往来对促进宗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另外,社会原因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蒙古各族自从被成吉思汗统一起来后,结集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军事势力,并迅速席卷西亚、欧洲,向西直捣俄罗斯及波兰、匈牙利,向东则接连消灭西夏、金及南宋,建立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虽然蒙古人有他们原始的宗教信仰,但由于宗教的排他性不强,加上帝国土地辽阔,统辖的民族又多,必须推行宗教宽容政策,使得不同的宗教都得以在帝国的范围内传播。正如范文澜所记:“蒙古人向外侵略,与多种宗教接触,他们很快懂得,保存被征服国的宗教对自己非常有利,因此保护一切宗教,成为蒙古传统的政策。”
 
(三)传入路径
 
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因素,景教便由海上与陆地两条线路传入了泉州,海上这条线路一般是由外国传教士随同商船来到泉州,既可经商,又可传教,一举两得。据刘准编著的《天主教流行中国考》称:“时中国东南滨海省区,圣教久已传到,漳、泉一带,奉教尤多。像其地濒临东海,屡有外洋商船至其地贸易,而热心教士,搭商船而至者,亦复不少……”
 
而陆路则随着蒙古官员的足迹而进。从多种史籍来看,蒙古人中早有景教信徒,定宗皇帝且以基督徒自任,其大臣中喀达克、镇海等人都是基督徒,忽必烈的母后唆鲁禾帖尼也是典型的景教徒。成吉思汗曾诏令对其教士加以礼遇,设置“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教务。在福建境内,曾任福建行省平章的蒙古人阔里吉思就是一名景教徒:1984年出土的一块墓碑,碑文作者是“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吴安哆呢思”(见附图一)
说明当时的泉州有专门管理也里可温的主教安东尼,兴明寺则为主教座堂。而掘出的数方“八思巴文”墓碑(见附图二),更足以证明蒙古族的景教徒常驻于此。另有两方天使雕刻,用耳环装饰,明显的络腮胡子与蒙古人的形象极为相似。
 
二、考古文物的陆续出土丰富了研究的资料
 
上个世纪以来,泉州古城墙及其附近地段,不断出土雕有天使、十字架图案的古基督教墓碑、墓盖等文物,大多用辉绿岩和白色花岗岩雕成,图案特殊,在当时引起了文史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在泉州发现的古基督教墓石大部分来源于刺桐城墙,而且这些墓构件上大都刻有十字架,极富特色,被人们称为“刺桐十字架”。
 
(一)刺桐十字架融多种宗教元素于其中
 
泉州发现古基督教石刻30多方,其中属于景教的有20多方。景教石刻质地优良,形式多样,有圆拱、尖拱、弧形、长方形,在这些景教石刻中融入了多种宗教元素。
 
1、融入佛教色彩
 
欧洲学者早已为“刺桐十字架”糅合着多种艺术特征而感到无比惊奇。这尊长有四个翅膀的天使,盘坐的姿势、夸张的垂耳、头上的三尖冠和有佛教特征的脸部轮廓,已经融入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在其中。(见附图三)

 
除此以外,“刺桐十字架”雕刻着莲花柱脚,雕有变体莲花、西番莲、莲舌等:1905年由塞拉芬·摩雅(Serafin Moya)在泉州发现了一个“刺桐十字架”,其底部是一个在云彩的背景下盘腿而坐的、长有翅膀的人像,其双掌合十于胸前,胸部有莲花,莲花上是十字架,还有一个通常是在佛像上才能见到的“卍”。
 
2、融入伊斯兰教色彩
 
2001年8月,泉州南片区整改工程进行中,工作人员在泉州天后宫前的德济门遗址上挖掘出三块尖拱形墓顶石,其中有一块较为特殊,其一端雕有十字架与莲座,另一端却刻有伊斯兰教的“云月”图案。(见附图四)

 
除此以外,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一些基督教石刻中被发现有好几块石墓的第五层上刻有阿拉伯文字,英国学者约翰·福斯特认为墓石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当时商贾中会讲阿拉伯话的基督徒6。然而后来新的考古数据出现了,通过上面这张附图中这块墓顶石的两端雕刻的分属两种不同宗教的典型图案,我们明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元朝时期的泉州,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某种形式的融合是真实存在的,其突出体现在元朝政府对各宗教采取的兼容并蓄的政策。
 
3、融入道教色彩
 
刺桐十字架的基座为传统的云彩图案,这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本土道教。当然云彩在基督教里也被采用,表示基督的降临(参出34:5;徒1:9)。
 
泉州陆续出土的宗教石刻充分反映了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信徒,在这里都可以自由信仰、自由传道、和平共处,既各自发展,又相互交融。
 
犹大商人雅各布在《光明之城》中再次提供给我们关于这方面的有益描述:“这里和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上不一样,因为没有人要求他们不同我们一起饮食或禁止人们到我们房间串门聊天。相反,在这个城里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有浓厚的友谊,信仰穆罕默德的人也允许他们的男子同他们称之为异教徒的人结婚。”基于这个理论,唐宏杰大胆地推论,这些石墓很有可能是元朝时期泉州伊斯兰教信徒与基督徒通婚的确凿证据,他们死后一起合葬在泉州。
 
(二)景教墓碑上的文字
 
泉州出土的约23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有文字的铭文19件,其中带叙利亚文的碑铭约有8件,汉文碑铭5方(其中双语的有4方), (或古代突厥语)墓碑1方”。我们从墓碑上的不同文字即可推断这些景教徒的国籍。那些墓碑大多以叙利亚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合璧,多为汉化的波斯人与叙利亚人,他们有的是来泉州经商的,有的则是在遭受逼迫中逃难的景教信徒。据波斯史籍记载,11世纪以后该国境内的景教徒及叙利亚景教徒,许多不愿改信伊斯兰教,就只好向远东逃亡企求自由, “殉教者啊,汝等从事商贾的人们,汝等渡河海,越山野,历诸国”。
 
另外,1985年在泉州城外东北郊出土的一块青石刻上刻有十字架、八思巴文和汉文,中上部刻有蒙古墓碑景教沿用的放射状十字架,十字架下有云纹,下中部有六字八思巴文字,两旁刻楷书汉字“延佑甲寅,良月吉日”,从这墓碑可以清楚推断这是位汉化了的蒙古景教徒。
 
从泉州景教石刻可以看到元代景教在泉州之兴盛,也可以看到泉州与中亚、波斯乃至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从景教遗物的发现探明景教在中国消亡的原因
 
1、元朝的政治体系制约了景教在全国乃至各民族中的发展
 
虽然景教在元朝有着很好的发展土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刺桐十字架及众多景教遗物中几乎找不到汉人的遗留物,由此可见,尽管元代景教传教士做过不懈努力,但是信奉者大多是波斯人、中亚人和蒙古人,当地汉人真正皈依的很罕见,这是导致景教无法在泉州乃至整个中国继续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与元朝的政治体系有一定的关系,元代景教的政治依附性促进了它的迅速发展,而其自身的弱点也使它不能与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相融合,它只能说是一种舶来品,在中原百姓眼中是外来宗教。在景教对元代社会的影响方面,就其分布和人数来看,一方面蒙古贵族上层信奉景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权力阶级,许多信教的蒙古人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高等民族”之宗教可见一斑。这一高门槛也使普通百姓对这一外来宗教持观望与排斥的态度。
 
2、信仰世俗化也是制约景教发展的原因
 
元朝景教徒只限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西域人),没有向南人和汉人传,他们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移居中原,而且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歧视汉人,结果被视为压迫者而遭痛恨。再者,景教徒内部世俗化,宗教生活废弛、腐败,多妻、酗酒在信徒中极为普遍。没有生命见证的信仰即使讲得再好听也很难让人信服,更不用说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了。
 
3、缺乏稳固的信仰根基和系统的神学理论是景教在中国消亡的重要原因
 
景教徒看重自己的宗教身份过于对基督生命的追求。元朝统治者对景教徒十分优待,经常豁免租税、摇役和兵役。《马可·波罗游记》写道: “和尚、也里可温、答失蛮买卖不需纳税。”皇帝经常赏赐传教士,甚至为他们提供传教经费。元顺帝时来华的马黎诺里也说:“他们的生活费用由皇帝提供,十分丰富。”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优待和礼遇,其享有的特权使当时一些人为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投附到基督教的旗帜下,然而却没有信仰的根基,更没有一套巩固的神学体系。正如“刺桐十字架”尽管融合了多种宗教成分,但同时也减弱了对基督教救恩的陈述力度。
 
翁绍军认为景教消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景教在神学上有欠缺,即缺乏鲜明的理论,没有宣传十字架救赎的道理,另一个是当时景教士过分依靠皇帝的支持,因此很容易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而遭到厄运。”
 
可见,一种宗教得以在一个国家传播和发展,除得力于好的土壤、好的环境外,其活泼的生命力尤为重要。
 
这些原因使得元朝退出政治舞台后,景教也就得不到发展的空间,在排外情绪压力下,为数不多的景教徒根本不敢宣称自己的信仰,更不用说培养人才了,因而进一步加速了群体原本就很小的景教的湮灭。
 
 
《天风》2016年4期(总第436期)23--26页求索篇。作者:福建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林泽伟,2017年10月25日06:02复制于《天风》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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