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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圣诗中国化

时间:2017-11-09 06:31来源:《天风》2016年2期 作者:林玉解 点击: 评论
中国信徒作品在结构上、旋律调式及和声上基本与欧美作品相似;作品在调式旋律上是中国的,但在结构及和声上仍是西欧的。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两百多年,基督教界的前辈们在圣诗的翻译、创作和音乐的编配上积极进行圣诗中国化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留下不少有益经验。
 
一、圣诗之中文翻译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宣教士致力于将诗歌翻译成中文,使中国基督徒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主。早期传教士将圣诗翻译成各种地方方言,如福州话、厦门话、广东话、潮州话、汕头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等。20世纪初,北京话被定为官方语言。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与新的文学风格,基督教界的前辈们开始致力于将圣诗翻译成白话文。在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普天颂赞》可谓为中文圣诗翻译的顶峰之作,而推动这一工作的则是刘廷劳、杨荫浏、赵紫宸等人。
    
黄永熙博士在《中文译诗泰斗刘廷芳博士》一文中谈道:“所有各种翻译当中,译圣诗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要顾到多方面的限制。”
 
20世纪30年代《普天颂赞》编委会为圣诗翻译定下几个原则:
1、要词义接近原文;
2、要文句自然而美丽;
3、要浅显简易,老妪能解;
4、句逗要合乎音乐的顿挫;
5、实字虚字要合于音乐的强弱;
6、要协韵;
7、要平仄谐和。
 
翻译圣诗实属不易,朱维之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谈道,“刘廷芳与杨荫浏同译圣歌时曾为两字难治而通宵未眠”,赵紫宸“每译最上乘的诗,总须呕出心肝来才止。译后自吟,不能满意,不得已,乃搁笔。有一二语差强人意者,读之便忻忻然。明日再读,则义索然矣。再改,改后再吟,甚至数十译而仍归初译之词者”。
 
如《普天颂赞》210首《完全的爱歌》,原文有句“That theirs may be the love that has no ending,whom thou forevermore dost Join one”,刘廷芳译成“为此佳偶,求主厚赐恩无量,主作之合恩爱地久天长”。黄永熙博士说:“刘廷芳博士所译的诗,文字优美,又配合音乐上的抑扬顿挫。有人说,有几首他所译的诗比原诗更感人,实在没有过甚其词。”
 
赵紫雇翻译《为国祈祷歌》时,基于原文之精意,插入本色化之爱国句节,如原文的歌词是“the love divine hath led us is the past,in this free 1and by thee our lot is cast”,赵紫宸翻译为“中华国史至今四千余年,为神作证,前代所有圣贤”。
 
此外,赵紫宸将浓厚的爱国情操带进该诗第四节的歌词里,他根据原来歌词的大意,改写一节代表许多经历饥荒、苦难与战争痛苦的国人的心声:“愿神救我中华脱离忧苦,脱离荒年、瘟疫、兵灾、外辱,更愿锦绣山河,亿兆人民,俱能表彰主德,颂扬神恩。”
 
这些译者所翻译的圣诗可谓是中文圣诗的楷模之作。
 
二、中国化之歌词创作
    
2011年,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圣乐创作座谈会。座谈会上,圣乐事工委员会同工在“当前圣乐创作的汇报”中指出:“对于一首圣诗来说,歌词是摆在首位的。歌词的创作,主要是神学、灵性与文学三个方面的问题。若歌词的神学思想不够准确、不够清楚,就有可能会误导信徒的灵性,引导狂热、偏激,或趋向世俗化;若歌词的灵性深度不够,就会呈现表面化、口号化、形式化,内容不够感人;若歌词的文学要求不够规范,就会在形式、词汇、寓意、意境、含义等方面比较肤浅,词不达意。”
 
笔者认为,圣诗创作中,神学不仅起导向作用,圣诗的神学也体现了教会处境化思考的结果。在中国圣诗的创作中,许多基督教的前辈,基于神学处境化的思考,写出许多优秀的中国圣诗。如沈以藩主教的《基督永长久歌》、汪维藩教授的《与主同去歌》、孙彦理主教的《求主福佑中华歌》等。
    
一首好的圣诗,灵性与文学上的要求必不可少。就如当初赵紫宸在创作民众圣歌时,他曾给自己定下十个原则:

1、民众的圣歌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2、要简单浅白才好;
3、要想法子提高民众的思想与观感;
4、应当含带中国民族性中最好最重要的成分;
5、民众有深切的宗教经验,作歌的人,应当揣摩描拟,为之宣泄;
6、民众的圣歌应当是赞美诗;
7、应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8、也应当帮助民众关心社会、国家、世界的生活;
9、应当根基于圣经,尤其是圣经故事;
10、每首歌,须是一篇讲章。
 
这些原则至今对于圣乐创作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化之音乐编配
    
20世纪上半叶,当范天祥为赵紫宸《民众圣歌集》谱曲的时候,他曾对圣诗音乐中国化做了大胆的尝试。在为赵紫宸的民众圣歌配曲时,他采用中国旧调,选取音调,自配和声。
 
如《灵修歌》,他选用了中国民间曲调《江上船歌》;《天恩歌》选用了《锄头歌》曲调;《圣灵歌》选用了《如梦令》;《清晨歌》选用了《乐平调》。
 
在《民众圣歌集》的序言中,范天祥谈道:“本集的乐谱,若有可取之处,我们并不奢望人家的赞许,若毫无成就,我们也并不失尝试的勇敢。所希望的是同志们对于我们有同情的、建设的批评,使我们知所改善。”
 
这本圣歌集多首圣诗后来被收录进1936年版的《普天颂赞》。最近几十年,赵紫宸创作的圣诗被国内外重要圣诗集收录,其配乐都是当初范天祥所采用的中国旧调。
    
20世纪后半叶,当中国教会经历“文革”又重新开放后,基督教全国两会于1983年出版了《赞美诗(新编)》。这本圣诗集共收录了102首中国人创作的圣诗。马革顺教授曾对这些圣诗进行归纳,他把这些圣诗的音乐分为三类:
 
1、中国信徒作品,但在结构上、旋律调式及和声上基本与欧美作品相似;
2作品在调式旋律上是中国的,但在结构及和声上仍是西欧的;
3旋律上力求以中国调式为主,并在结构上予以突破,和声上力求创新。
 
马革顺教授认为第三类的作品是我们应该竭力弘扬和赞许的。陈泽民教授在2011年基督教全国两会举办的圣乐创作座谈会上提到他完全赞同马革顺教授的分析。但这三类创作是逐渐形成,互相连接、渗透的。他认为“本色化”有一个觉悟和实践的过程。第三类作品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或规范,但是“应该弘扬和赞许”,应该提倡。
    
今天中国教会倡导基督教中国化,其中定然包含基督教圣诗的中国化。圣诗如何中国化?在圣诗的中文翻译、歌词创作、音乐编配方面中国教会前辈们为我们留下诸多宝贵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与发扬。
 
 
《天风》2016年2期(总第434期)28--29页求索篇。作者:华东神学院教师林玉解。2017年7月12日礼拜三05:48扫描完成。2017年7月13日礼拜四16:12审核校对完成。
《天风》2016年1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989.html
《天风》2016年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2038.html
《天风》2014年1--1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072.html
《天风》2015年1--1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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