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90年前，赵紫宸(chén)先生在他的《基督教哲学》“自序”中说道：“我们信耶稣的人，在今日备尝艰辛，信仰的根基都摇撼了。我们中间许多人好像出岫(出岫chūxiù：出山，从山中出来)的云，归不得海上的高峰;好像高山的水，归不得谷里的清溪。然而谁真信耶稣，而心中不交战呢?理性与信仰战，人言与我执战。战云迷日，颦(pín：皱眉)鼓乱耳，心旌摇曳(yè)，六神无主，终日地乱奔乱窜，侵首畏尾，岂不痛心吗?我的问题，是今日许多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什么信耶稣的理性?我们对于今日的中国，有什么道可传，有什么力量可传此道?……”

　　赵紫宸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民主与科学被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看做医治中国的两剂良方。而基督教则被看为非科学、不民主而越来越受质疑。

　　1922年爆发的“非基运动”，更是将基督教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侵略中国的工具。在那个风潮云涌的时代，许多信耶稣的人，“信仰的根基都摇撼了”。也正因为面临时代这样的挑战，本色化运动才应时而兴，建立本色教会与本色神学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批有着中国教会自我意识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开始尝试构建“本色的”“中国神学”。

　　“我们对于今日的中国，有什么道可传?”这个问题不仅是20世纪20年代赵紫宸的问题，也不仅是当时许多基督徒同仁的问题，它也应是我们今天所有关心中国教会、关心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与当时相比，今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处境中，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也极为不同，但我们仍旧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今日的中国，我们有什么道可传?我们如何可传此道?”这不仅是一个与中国神学相关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国神学需要首先加以回答的问题。离开自己的处境、离开中国教会所实际面对的问题，中国神学也就无从谈起。

　　由是之故，我愿意以这个问题开始这个“三人行”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