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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思考作育英才--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的历

时间:2017-07-05 21:12来源:《天风》2016年1期 作者:徐以骅 点击: 评论
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独立自主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化”。如果“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
为教会思考作育英才--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的历程和展望
    
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流行口号之一,就是“神学院校是整个宣教事业的冠冕”。如此说来,1949年前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代表的一众具有大学及大学以上程度的神学高等学府,就是这顶“冠冕上的明珠”。如基督教传入中国一样,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此前也称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在地化等)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其间有缓行期、加速期;也有停滞期、倒退期。神学教育中国化进程集中折射并且有力塑造了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神学教育中医化的研究,是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1949年前在华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布局和特点
 
1866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鼓浪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冠以“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之名的神学训练机构,该年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基督教新教正式神学教育的起点,尽管业界对此颇有争议。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在起步阶段发展缓慢,程度较低,规模不大,直到20世纪10年代,终于出现接近于或相当于大学程度的神学院校,神学教育才真正走上专业化的轨道。
    
在众多神学院校中首先脱颖而出的,是圣公会系统的圣约翰神科和文华神科,此两所以全英语教学闻名的神学机构在长江中下流的武昌和上海形成了呼应之势,在20世纪的头20年显然跻身先行之列。
    
然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崛起很快终结了圣公会神学院校的领先优势,“一跃而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之翘楚”,开创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燕京时代”,并形成了神学教育的“燕京模式”。
 
这主要表现在:
 
(1)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历任院长均由华人担任;
(2)在国内率先将神学院校提升到神学研究院程度;
(3)建立了几近“全华班”的神学师资队伍,其成员堪称一时之选,是集中国南北神学精英的“梦幻组合”;
(4)建立或主导了神学教育的支持团体和出版阵地,如生命社和《真理与生命》期刊;
(5)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院校分离”以及“半修道院式”的神学教育改造方案。
 
在当时的整个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一枝独秀”,并且引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原有格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除燕大宗教学院为只招大学毕业生的神学研究院外,又加上其余如金陵神学院、华北神学院、圣约翰神学院、齐鲁神学院、广州协和神科学院等十余所招收中学以上程度的神学院,形成了“一超多强”的神学院校布局,以及“神学研究院、神学院、圣道书院”三级神学教育体制。从此往后,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虽然“一超”易位,但“一超多强”以及“三级体制”的布局则基本未变。
    
造成“一超”易位的直接原因是经济这一“精神圣餐上的幽灵”。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困于由于其早期的过度扩张而造成的经费难以为继的局面之际,金陵神学院却因获得来自美国的“温氏遗金”这笔巨额意外之财而得以大展鸿图,坐上了中国基督教神学院校排行榜的头把交椅。尽管新老交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一度还呈现燕大宗教学院和金陵神学院“双峰对峙”,以及燕大宗教学院、金陵神学院、华北神学院“三足鼎立”的表象,但实际上此时神学院校的“权势转移”已经完成,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从此进入了以独立神学院而非大学神学院为主导的“金陵时代”。
    
正式成立于1922年的华北神学院是我国一所影响被低估的重要神学院校。作为我国基督教基要派的重镇,该校向来“兵多将广”,师资和生源颇为充沛,尽显基要派神学人数上的优势,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处于其发展的鼎盛期。在此期间鼎足而立的燕大宗教学院、金陵神学院、华北神学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基督教左、中、右三派立场。
 
抗战爆发后华北神学院命运多舛,1945年后更是颠沛流离,失去了发展的机遇,最后于1952年被并入金陵协和神学院。
    
“金陵时代”(或称“老金陵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得以确立,但此时中国已处于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危局之中。在抗战期间,非属政府教育体制的基督教神学院校遭受到比教会其他教育机构更大的损失。不过金陵神学院由于经济来源未受影响,虽“背井离乡”,迁至上海和成都两处,但仍扮演着战时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拯救者”的角色。抗战后期中国基督教会较有声色的神学教育和学术活动,如乡村和城市教会建设、内地神学教育推广和组合计划、神学教育调查和研究、基督教经典文献编译以及学术交流活动,几乎均由金陵神学院尤其是其华西分部策划和推动。不过与“燕京时代”相比,始于抗战初期终于内战结束的“金陵时代”时乖命蹇(shíguāimìngjiǎn:时:时运,时机;乖:不顺利;蹇:一足偏废,引伸为不顺利。时运不好,命运不佳),虽在神学教育的实践了与时俱进且有所创新,但在整体上却无前者的格局和气势,因此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停滞期”,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神学教育中国化探索的“受挫期”。
    
二、1949年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停顿和复苏
 
1949年后尤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动后,与其他教会机构一样,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机构也面临着重新洗牌。经过各种关停并转,1953年后,内地基督教会只有燕京和金陵南北两所协和神学院,依稀可见当年“双峰对峙”的影子。1961年,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并入金陵协和神学院,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终于九九归一,形成金陵大一统局面。
    
然而作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仅存的硕果,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办学在此前己时断时续,学院式的神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被教牧专修班和神学群众运动所取代,到1966年“文革”发生时则完全停办。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82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复院的这段时期又可称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新金陵时代”的第一阶段。无需讳言,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基督教神学发展的停顿期和严重衰退期,这是继抗战以来基督教神学教育受损最严重的时期,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这阶段神学教育停顿和衰退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的学术地缘格局发生重大位移。此前中国基督教学术/神学的重心完全在教会,在此后该重心则开始发生转移,先后迁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回迁内地,但并非回归内地的教会,而是移至内地的学术界,使此前对基督教学术/神学难以置啄的内地学术界开始对长期缺乏神学教育滋养的教会形成明显的优势。
    
神学教育的滞后以及教会神学人才的青黄不接给了内地学界发展宗教学/神学研究的机遇和空间。世俗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绝对优势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学(界)主教(会)从”的基督教研究格局。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基督教会的世俗学界的宗教学/神学研究,如汉语神学,尽管为教会扩大了神学研究的空间及提供了学术和人才资源,但也存在“有学而无神”或“有神学而无教会”等隐忧。
    
从1982年金陵复院到1989年,为解决教牧和神学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全国陆续建立了12所神学院校,并且构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三级神学教育体制”,即全国性的金陵、大区性的华东、燕京、东北、中南、四川,以及省级的浙江、福建、广东、安徽、山东、陕西、云南等三级神学院校。到1995年底,全国基督教神学院校已增至15所,各地基督教会还设立了独立的圣经学校和教牧/义工培训班,基督教神学教育出现了全面复苏的迹象。
    
三、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发展和前景展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始于上世纪末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推动了神学院校的建设,现有22所神学院校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建,不少神学院尤其是省级神学院升格为本科神学院,与大区神学院形成竞争态势。一些本世纪以来由圣经专科学校发展而来的神学院如黑龙江神学院和江苏神学院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新生力量。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原有的本科和硕士课程的基础上,正在筹办神学博士学位课程,继续引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潮流。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继续出版和重版创办于上世纪末的《基督教神学教育丛书》(目前已出版18辑)。目前中国基督教两会正在筹划出版代表中国基督教研究水准和诉求的《中国基督教史》和《新约导读》等大部头论著。
    
第二,神学教育专业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加强。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用)》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简称两个《办法》)和中国基督教两会制定的两个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和要求,中国基督教两会成立了神学院技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小组,并开始了在金陵协和神学院颁发教师资格证书及学位授予资格证书的试点工作。今后此项基督教神学院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将在更多的神学院校铺开。
    
第三,选派教会骨干和神学院青年教师到内地高校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到香港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神学院校进修神学和攻读学位,已成为教会推动且获得政府批准的制度性安排。近年来由基督教会派出或自赴海外攻读神学高等学位的青年教牧陆续学成归来,一些内地高校毕业的博士也相继加盟各神学院校,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各级神学院校的师资队伍。
    
第四,部分由于神学院校的增长和神学师资的壮大,中国基督教会正努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神学/宗教学研究“学主教从”的格局,开始了重新成为神学教育和研究主体的历史征程。不过包括基督教神学院在内的宗教院校尚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它们提供的教育和颁授的学位得不到社会认可,这是目前制约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显然,在新时期要办好神学除了“有钱、有人、有远象、有教会”等条件外,还需要有体制上的供给和保障。
    
从“金陵时代”始,尽管中国基督教神学饱经磨难,但仍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更是走出快速上扬的曲线。不过与“燕京时代”相比,目前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机构无论在生源质量、师资队伍、神学建设、学术研究、社会地位、国际声誉等方面,都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尽管各级基督教会都在致力于神学思想建设,但神学院校在实现本国神学自主性方面还没有充分发挥“思想库”和“人才库”的作用;尽管神学院校在硬件建设上有较大提高,但在神学教育模式的中国化探索上仍缺乏创新性的成果;尽管有丁光训主教等前辈神学家的引领,但目前仍未形成中生代和新生代神学家群体,中国基督教会在“神学思想建设”或“自我神学”(selftheologizing)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最近的将来,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要突破现有体制瓶颈,可有以下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是继续借助内地学界的学术、人才和教育资源,借鉴内地学界学术自主发展的经验,以及与学界开展合作研究和联合培养计划。
    
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引进高端神学人才并建立相应的人才引进机制,实现跳跃式发展,
    
三是加大神学以及神学教育研究的经费投入,设置具有竞争性的研究课题以及引进研究项目管理和奖惩制度。
    
四是利用文献资料方面的优势和整合国内外各种资源,尽快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基督教神学教育历史文献以及中国基督教神学家著作全(选)集。
    
五是在各神学院之间形成统筹规划、分工合作、各取其长、分享资源的良性互动和竞争格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教育模式。
    
鉴于目前三级神学教育体制中大区级和省级神学院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建议逐步以招生和教育水准而非地域来划分的高等神学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的学生、开设博士班课程)、中等神学院(招收大专毕业以上学历的学生、开设硕士班课程)以及普通神学院(招收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学生、主要开设本科课程)的新三级体制取而代之。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应尽量避免无序竞争、分散资源、低水平重复的弊病。
    
简短结语
 
如果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丁光训主教语),那么社会服务就是教会在行动,而神学教育则是为教会思考作育英才。史无前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虽然基本解决了教会主权或领导权的中国化问题,即我所称的“第一个中国化”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自动解决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中国化问题,也就是“第二个中国化”问题。上述“两个中国化”是基督教中国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可以说,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独立自主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化”。如果“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
  
具体就神学教育而言,基督教神学教育的中国化探索主要应该指神学教育模式上的探索,即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基督教会发展且具有中国基督教特点的神学教育模式。在此前的“燕京时代”和“金陵时代”,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神学教育改造方案”、金陵神学院创建乡村教会科以及推动“神学组合计划”、中国基督教会对义工训练的重视并赋予其神学教育的内涵,以及在“新金陵时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三级体制,都是具有中国元素和创意的对普世基督教神学教育的贡献,为建立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当下,中国基督教会完全能够继往开来,坚持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自主创新的方向,给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打上更深的时代烙印。
 
 
《天风》2016年1期(总第433期)24--27页求索篇。作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徐以骅。2017年6月21日礼拜三05:51扫描,2017年6月27日礼拜二16:04审核校对。
《天风》2014年1--1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072.html
《天风》2015年1--1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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