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抗战中的上海基督教救济

1932年,“一·二八”抗战开始后,上海各基督教会及信徒也在爱国主义与基督博爱精神的感召下,积极投入抗战救亡运动。上海基督教不仅通过舆论宣传抗日,呼吁民众捐款捐物,还通过各种方式救助伤兵与难民,在战时救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日军发动对上海的攻击后,也对基督教日常教务造成严重影响,部分教会、学校及医院也被迫暂停。当时在上海的各基督教团体,纷纷发言或致电国际机构,谴责日军暴行,呼吁基督徒抗日。
 
如总部设于上海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先后发表《为上海事变敬告全国教会书》、《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号召广大教会及信徒为国祈祷,团结抗日。
 
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于此次沪变也非常愤慨。除外籍干事致电美国及日内瓦报告日军暴行真相外,还致电日内瓦国际妇女军缩促成会及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请求各方采取有效策略,制止日军在沪之暴行。
 
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的美英传教士共105人,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军肆意毁坏数十万华人房舍及日本海陆军士兵无端残杀平民等事,并请基督徒与全世界民众一同斥责此种野蛮战争,最后希望中日双方和平解决此次争端。
 
此次战祸致使民众纷纷进至租界,多数民众起居无所、衣食紧缺,急待救济,故此,上海基督教会组织上海基督教战区难民救济会,分为募捐、救护、收容、卫生四股,分别进行各项会务,并呼吁上海基督徒及各界人士捐出空余房屋或财物,以容纳难民。
    
当时因战事发生,难民流离失所,故上海基督教战区难民救济会设立多处收容所,专门用以安置难民,共收容难民一万余人。
 
如该会在大陆商场收容难民3000余人,系为各慈善团体从战区救出的极为贫苦之同胞。该处由上海各教会选派的中西人士五十余人分负各项任务,安置难民之起居卫生设备,并请有相关经验的人员管理难民饮食工作,无不力求安适,井井有条。
 
该处收容所内还设各级学校及医室病房,给好女及学龄儿童每日分班授课数小时,另组织成人教育及妇女工作,皆为提高难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但鉴于难民众多,给养有限,久习闲懒,该收容所除将有家可归者遣送回籍外,特组织一职业指导部,调查难民的经历与技能,并开设习艺课程,传授他们谋生技能。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自沪战发生以来便暂停日常会务,专力从事救护工作。该会鉴于闸北方面居民纷纷向租界迁徙,而旅店、平民寓所及大厦多已客满,故在四川路的会所特设市民收容所,将会中健身房、演讲所等处做避难市民收容所。
 
青年会自1932年1月29日起将四川路会所正式开放,附近各里坊难民,扶老携幼,争相入住,前后陆续收容难民2000余人。青年会于每周日上午在该处组织国难讲演,向民众宣讲抗日救国,自战区远移后,此处难民一部分自行归家,无家可归者即遣送回籍。
 
青年会还因战区广阔、难民众多,四川路会所房屋有限,又借兆丰花园对面的中央研究院为战地难民收容所,并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合作,供给米粮。
 
据《申报》1932年3月20日报道,自1932年2月27日以来,该处共收容难民达7000以上,其中遣送回籍者1881人,自动离所归家者2312人。
 
考虑到部分难民无家可归,青年会还积极为其谋善后办法,一方面征集春夏衣服,一方面筹划募捐,还开设无利贷款,帮助难民借资营生。此外,平日从事社会服务的上海基督教普益社于战事发生后也从事收容所救护工作,暂停了夜校、幼儿园。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因日兵犯境,特成立国难临时救济会,开展各项救济工作。如该会积极救济战区同胞、慰劳前方军士、筹备妇孺救济及善后工作,还向社会各界呼吁募捐。
 
女青年会曾与同济医院的二十多位医生及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分任前方救治及后方调治等工作,并组织寄宿者及护士,每日赶制救护用品,积极供给医院。
 
此外,上海市民维持会也送来材料,由该会配制应用。因当时缺少护士,女青年会又设立短期护士训练班,以帮助各伤兵医院看护工作。又因各难民收容所多数儿童缺乏衣服,便召集各工厂女工制作小孩衣服百余件,分送各处儿童。
 
女青年会还考虑到前方战线需要,除制就丝绵马甲及绒织物2000余件运送前方外,又赶制兵士内衣1000套捐助急需的前方将士。
    
上海部分牧师和信徒成立“上海基督徒救国会”,其宗旨在于团结基督徒共赴国难。各会员对于慰劳救济及国内外宣传工作甚为努力,如曾编印《东三省事件与上海事件真相》,广为分送,揭露日寇暴行。
 
同时,基督教会还与其他社会机关密切合作救济,如上海市童子军理事会因战事爆发,特组织战地服务办事处于设于美国监理会的教堂--慕尔堂(沐恩堂)内办公。
 
上海基督徒战事服务团的慰劳运输工作,也委托该办事处办理,慕尔堂组织的童子军还曾率领全体团员组织救护队,先后救出难民100多人,均寄宿于慕尔堂内。
    
上海教会学校内的学生也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各大中学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共同成立了上海基督教学生国难急救会。该团主要进行抗日宣传,向国际各界人士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和对华阴谋;组织同学参加难民收容所的服务工作,参与制造大批防毒面具;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参加上海学生与工厂提出的国货运动,并举办大型“学生国货展览会”。
 
该团还曾分别至上海各伤兵医院慰问,并代各伤兵书写家信,每日达百余封之多,还购买大批鞋帽、衣裤、水果等赠给各受伤将士。
 
而总部位于上海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也于1932年2月19日发布《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徒同学书》,主张救国之道在于各尽其守、各专其事,呼吁基督徒学生救济难民,在民众中宣传国难。
    
当时在上海的教会报刊也积极刊文揭露日本侵略,歌颂中国将士的英勇抗战。如教会杂志《兴华》曾高度评价阵亡的淞沪抗战将士,称:“若非十九路军誓死抵抗,则东南半壁,必顿呈异色,国际的地位,国民的人格,亦必扫地无余。人谁有不死,果能以一死,争国家的荣誉,表民族的精神,这样的死,何等光荣而伟大呢?”
 
可以说,上海基督教在“一·二八”抗战中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最大限度地救助了难民与伤兵,也赢得了社会及政府的赞誉。
 
 
《天风》2015年2期52--53页拂尘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张德明。2015年12月13日礼拜天21:46扫描,2015年12月21日礼拜一15:23审核校对。
《天风》2015年2期http://www.jdjcm.com/wenzhai/1325.html
《天风》2015年1--12期汇总http://www.jdjcm.com/wenzhai/1856.html 
《天风》2014年1--12期汇总
http://www.jdjcm.com/wenzhai/1072.html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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