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教会牧养挑战多

近三十年一件有目共睹的事,就是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大多数人住乡下”向“大多数人住城里”的重大转变。2012年10月31日的一份报告显示,2011年的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聚焦和转移,从而使城市人口比重加大,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并最终达到‘城市一体化’的目标和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扩散的社会发展过程。”建设部指出“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8.5亿。”2001年诺奖经济学得主、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eglitz 1943--)说:“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是将会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事件。”城市化带来了社会转型,对社会产生各方面的影响,也理所当然会影响到以往80%信徒在农村的中国基督教会。
  
 
一、城市化对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虽然当年传教士以沿海和长江流域及华中地区的城镇为主要范围传播福音,但改革开放之后的初步统计显示,“文革”时期基督教发展较快的地方却是在农村。可是,基督教发展最快的阶段要属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速时期。
  
1、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及不确定性,让许多人寻求基督信仰有了新的动力。
 
上海社科院调查认为城市中人们文化需求多元选择集中反映是在宗教信仰领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2003—2006年根据30个城市对4567个样本进行抽样调查,认为中国宗教信仰人数达3亿。在各个宗教中,我国基督教信仰人数增加很快,从建国初期大约100万人增加到2305万人。
 
在城市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使人产生孤独寂寞感;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竞争激烈,使人经常感到身心疲惫和紧张。贫富差距拉大及强烈的物质刺激,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的丰富相反凸显了人心灵的亏空。虽然高度信息化让人际间的联系更便捷,但人际间的疏离感却日益增长,人际交往更多的是出于需要而不再建基于情感。这些问题的激化终于使人们发出“终极之问①”(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终极之问》写序,题目就是“是当发出终极之问的时侯了?”),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追寻一种心灵的安宁和满足。
 
基于当前宽松的政治环境,信教已经是一种不再需要承担压力的自由选择,于是不少人选择了基督教。教会吸引了一批中青年人纷纷前来寻求永生之道,特别是一群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大中小型企业“老板”和社会各界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大量的内地农村人口拥入沿海城市务工,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穿梭在城市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着工作的压力、业余生活的单调及内心情感的需要,使他们较城里人更需要教会的生活。
 
2、城市化使信徒结构的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青年及富者走进了教堂。
 
城市具有集聚效应。一般来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流动,资源和社会资本向城市集中,商品和信息通过城市集中再向周边辐射和扩散。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移居城市的信徒人数也不断增加。
 
曾经一些地方教会存在“三多”(老人多、妇女多、病人多)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人的整体素质提升,现有的教会结构已经发生稍稍改变,既包括原先的老年基督徒,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呼吸着自由空气的现代青年人。信徒中出现职业多样化,收入明显增高的特点。女多男少“阴盛阳衰”的现象也在改观。新兴城市的崛起、城乡结合地带的过渡,让许多原来的“乡下人”成为“城里人”,因此教堂里也多了一些新市民。这部分人的加入,改善了教会组成人员的单一性,为城市教会增添了新的成分。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农民基督徒经过自己打拼后跻身老板或企业家行列,也有一些原本就是企业家,接触基督信仰之后受洗归主的名下,他们现都活跃在教会侍奉队伍之中,他们不一定从事专职侍奉,但在教会中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
  
3、城市化促使教会生活的多样与丰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为了缓解高速发展的经济和高强度的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以及信仰上需求,也为了凝聚不同背景的信徒,满足他们不同的信仰需求,各地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除主日礼拜外,增添了满足各类不同需要的教会活动。不单举行传统的查经班、慕道班,还有根据性别、年龄、职业、兴趣等因素而分的各类聚会或团契。如青年聚会、姐妹聚会、弟兄团契、少年儿童团契、医生团契等等,甚至还有因特殊人群需要而举办的“盲人团契”、“单身者团契”等等。
 
城市教会还聘请名家时常举办如婚姻、就业、卫生、法律等具有专业性、生活性的讲座。举办季节性、针对性的一些培灵营会,如夫妻夏令营、大学生夏令营等。甚至还有专门为外地民工举办的主题晚会,如“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主题晚会。建立这些爱的团契,使外地进城务工者有了归属感。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全国2亿5 000万农民工,他们中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92.3%不愿再回农村;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需要获得归属感。从传统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人们的社会关系也需要从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参与教会活动,对于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信仰身份是获得社会认同和团体归属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面对困难时获得心灵抚慰、提高心理承受力、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方式。
 
4、城市化让城市教会的包容、尊重、分享和爱心得到操练。
 
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但城市化不只是人口的非农化,而是农民进城后能体会到与城市人一样的人格尊严与平等。由于中国社会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惯性,不管农民工在城里做了多少贡献,也不管政府如何倡导要尊重“新市民”,事实上在一些老市民的眼光里他们依然会被视为是抢了城里人饭碗外来户、是城市社会治安的主要扰事者。
 
农民工来到陌生城市割断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传统,犹如被抛到荒岛之上。为了生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但要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尚待时日。
 
而此时不少城市教会基督徒在教牧人员正确、包容而有爱心的神学指导下,主动张开双臂,接纳城市中的外来基督徒。每逢中秋、春节等传统团圆日,教会常组织活动,让外来基督徒们与城市信徒一起联欢聚餐,并在心灵、心理、精神、物质上给予必要帮助。经常与兄弟姊妹互称,恩慈相待,这让外地进城务上者有一种特别的温暖与感动。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发展,为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服务,建设和谐城市、和谐社区,从而减少了城市暴力与犯罪。
 
5、城市化带来社会转型和教会自养能力的提升,使教会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成为可能。
 
随着社会转型、各类社会矛盾凸显、老龄化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种种社会福利慈善需要增加,发挥宗教界这一特殊的社会资源效用,能弥补部分因有限政府难以填满的缺口。城市化进程让城郊农民收入大增,带动城市教会自养能力有显著提升,以至多数城市教会已经略有余力可以去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目前,受各种条件所限,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只是刚刚起步,只能根据能力所及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但城市教会如果引导得好,发挥得好,会产生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这对提升基督教社会形象,增加教会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将会大有裨益。
    
 
二、城市化给教会牧养带来的挑战
    
可以断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将会不断推进。故基督教仍然会不断延续上述发展趋势。中国城市化率提升,随之凸显的是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矛盾,城市化也给中国基督教带来了许多挑战。
    
 
1、城市化使部分农村教会出现萎缩、城市教会出现麻痹现象。
 
城市化对农村带来不小冲击,农民职业、居住范围、眼界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村人口则相对萎缩。反映在基督教中,就是一些原本边远贫困的地区,原本教会就弱小,少有传道人,多靠少量的义工在侍奉。但这些义工尤其是青壮年却慢慢地开始选择外出打工,于是,这些教会中剩下来的只是一些老人和妇女以及孩子们,年轻人屈指可数。信徒缺乏带领和照顾,其牧养之窘境可想而知。
 
为此,我们要设法稳定农村教牧人员队伍,关心边缘地区教牧生活。要鼓励神学生到农村去,坚守岗位。要鼓励城市教会援助农村及边远地区教会;在牧养、自养上助一臂之力。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教会几乎每主日都有一些新面孔出现在礼拜中,庞大的流动人口拥进教会,使得原本“羊多牧少”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城市牧养事工不堪重负。同时,聚会人数的激增给某些城市教会造成一个虚假的“复兴”景象——看上去来礼拜的人坐得满满的,个别城市牧者因此“高枕无忧”,而事实上,这里面有不少是一些本来就带着信仰来到城市寻找教会的外来人员,还有一些可能是并非真正委身基督的“吃教者”,本地人归信者比例并不很高。这点从逢年过节外地信徒回家时,一些城市教会出席礼拜人数就急剧下降就可以明显看出。
  
 
2、城市化使城市宗教活动场所需求量自然加大。
 
信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向城市流动,相应的宗教活动也在城市进行,因此城市基督教教堂不足与信徒的礼拜需求形成了矛盾。宗教研究学者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看,经审批的教堂数量与日益增长的信徒数量并不成正比,如目前在北京市拥有7座城区教堂及约10座郊区教堂,但北京市的信徒数量却超过5万人,按照这个统计来算,在北京市平均近3000名信徒才拥有一座教堂。上海在建国初期,基督教徒4.5万人,教堂280座。2009年底,上海信徒20.8万人,基督教堂点168处。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城市信徒人数近年即已出现大幅增长,但2009年每万人聚会教堂只有8所,虽然比2005年有较快的恢复增长,但是仍然与建国初期每万人62所的比例相去甚远。中国基督教两会近日对近五年来大陆范围内的堂点的受洗信徒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得出数字是240多万,即每年近50万的速度增长。
 
因此,我们要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争取各方支持,设法创造条件建造教堂以满足需要。但农村教会不要盲目建堂,更不必建大堂,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牧养事工上。
  
 
3、城市化对城市教会牧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交通便捷和资讯发达,使信徒的选择多样性。交通的快捷大大方便了人们出行,无论是同城之中还是城郊之间,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参加礼拜或聚会的地方,也向牧者提出了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有的农村教会如今成了城区教会,信徒的生活常态发生变化,信仰生活也深受城里人的影响。一些城郊的年轻人还喜欢在主日里开私家车或骑摩托车到城里教堂做礼拜,他们认为那里讲道水平高、礼拜有次序、听道有得着。
 
另外,网络及其他媒体的发达,让丰富的年轻一代领略基督教的资源,使他们可以随时获取国内外大量基督教资源,这些资源给信徒提供了很多学习、造就的条件,但弱化了他们原本对本堂牧者的依赖,对堂会的归属感日渐削弱,信徒的教会观日趋淡薄。
 
此时,如果牧者在牧养上没有更新和突破,那么,不但信徒的凝聚力会受损,而且信徒也易受异端邪说的侵害。同时,牧养需要更新与变化,以前单一的以讲道代替牧养和以祷告替代辅导的做法实难满足信徒灵性的客观需要。
 
一些专业人士加入教会,教会却缺乏相应的牧养和相关的栽培和辅导能力。如果教牧的素质长时间赶不上信徒的需求,将会造成许多优秀知识分子走失,甚至大部分信徒走向迷途,教会将失去与社会对话的能力,成为边缘或“失语”的一族,福音只能停留于穷乡僻壤或社会底层中间。城市教会对教牧人员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成员组成中不仅要有能布道的,还要有懂圣乐的、社工的,或懂教牧心理和懂教育的人才。
    
城市人员组成复杂,社会层次多样,教育程度有别,社会流动性大,地域范围广,要求各地教会牧养方式多样化,因而给教牧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信徒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农村教会“老三多”特点,向“新三多”即年轻人多、知识分子多、老板多转变。适应这一转变,不仅仅要求我们重视教牧人员的培养,对于一般信徒的培训和教育的要求也不能忽视。
 
韦伯曾指出,“城市被视为现代理性主义的体现者。”就是说,城市信徒相对比较理性,因此,在信仰上也表现出同样的相对理性特点。适应这一变化,我们的培训工作也需要突破和创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教会需要。教会的教牧人员、义工得到正统的神学训练,对促进我国基督教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教会中由于信徒结构千差万别,信徒对教会的需求也呈多元化。对多数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小康阶层的信徒而言,心理与情感问题的需求有所上升,更多的表现是对自己灵命、婚姻家庭、事业成功等方面的追求。但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仍主要围绕生存,特别是来到城市以后遭遇到的与各种困境相关的问题为需求。生活在农村中的信徒其需求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会变得更为功利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群数量的增多限制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的可能性,人口密度增大时原先在邻里之间存在的那种个人之间的相互熟识的状况将消失。这使得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信徒在参加“大教会”时感到人情味“淡”,“心灵”仍然处于饥渴状态之中。要加强牧养多样化,“小组化”也不失为加紧联系的重要手段。
 
4、城市教会教牧人员严重不足,非登记聚会场所有增无减。
 
我国基督徒对参与宗教活动比较积极,由于“双休日”等假日制度合理,城市经常参加礼拜的信徒超过1/3,高于没有“休息日”观念的大部分农村。而城市教堂不足以及牧养能力、方式、功能的有限,以及大教会“温暖感差”等原因,不少信徒选择在非合法聚会点去聚会。由于大部分基督徒信主是因为亲属或朋友的带领(有人说超过90%),因此,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喜欢跟朋友亲戚一起参加聚会,其“亲密度”远远高于对教牧的依赖(城市教会教牧人员太少,所能够建立关系及一定亲近度的信徒有限),故此他们并非只去教堂一个选择。
 
有不署名统计说,全国有20%左石的基督徒在“未登记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并且情况有增无减。信徒流失在教堂之外与教牧人员人数太少有关。以上海为例,解放初全市有390位教牧,2000年上海教牧仅105人,其中男性49人,女性56人,与建国初期相比,仅仅上海一个城区,教牧人员减少了一半有余,而信徒人数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突出表明了基督教信仰人数和教牧人员的不协调状况,因此缺乏教牧人员成为城市教会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为此,各地两会和堂点要引起高度重视,努力做好团结互助工作,维护基本身体上的合一。
    
另外,城市化使教会人群构成更趋复杂,教会与社会的互动增加,一些自我意识特强又有着反传统情结的年轻人加入教会后,教会传统的管理模式以及靠个人威信所维系的秩序平衡受到挑战。因此,教会急切需要探索既合圣经原则又符合现代管理思想的新管理模式,需要一代、二代人的不懈努力和追求。
    
 
结语
 
城市化必给教会带来极大影响,它将使中国教会从以农民为主体转而成为以市民为主体;它在对教会带来积极影响时也迫使教会做出一定改变才能应对。本文较少提及面对城市化的教会举措,各教会可以因地制宜做出对策。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正视现实,因信作工,才是中国基督教的光明前途!
 
 
《教材》2013年第5期60--68页教牧工作, 2013年11月7日22:05扫描,2013年11月12日16:18审核校对。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感恩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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