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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与处境(四)

时间:2016-10-06 20:24来源:《天风》2015年10期 作者:陈永涛 点击: 评论
既然是中国人,他就不能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既然是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就不能离经背道。简言之,本色神学思想,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努力。
诚然,神学与处境之间的关系向来是神学工作者相当重视的问题。根据毕文斯(Stephen B. Bevans)的理解,在现今的处境下,神学必须是处境性的。
 
毕文斯认为,不论是神学能否适应当下的经验、地方教会的身份问题、社会科学对现今处境的理解等外在因素,还是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观念是否可以让整个世界不同民族都理解圣礼的观念、神圣的启示等内在因素,都揭示出基督教神学必须认真回应个别的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所以神学必须是处境性的。神学在相当的程度上,必须认真地处理其与处境的关系。
    
当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时候,神学与处境的问题也一直是一个切身的问题、一个迫切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使基督信仰能在一个非基督教的文化里得以传播、发展、生根,并使浸润于自己文化中的中国人能够理解、接受、阐发基督福音真理的问题。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神学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或多或少离不开神学与处境的关系。
    
但是,中国神学在认真对待处境的同时,也要认真对待圣经和基督教的传统。任何离开圣经和活的基督教传统的神学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神学。
 
就如田立克(Paul Tillich)所观察到的:“一方是神学基础的永恒真理,另一方是必须接纳这永恒真理的时代处境,神学就在这两极之间穿梭。但能完美地平衡这两个需求的神学系统并不多,大多或者牺牲了真理的成分,或者无法应答处境的问题,而且有些甚至是两个缺点兼而有之。”
 
因此,中国神学在有效应答处境问题的同时,也不可牺牲基督福音的真理成分。中国神学应尝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述普世性的基督信仰。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地方神学,中国神学也应是普世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神学的思考不单单是一种宣教性或神学建构的考虑,而更是一种信仰委身的挣扎。
 
林荣洪在其《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一书中,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观察和思考,提出“本色神学的建设,是一件牵涉双重效忠的任务。既然是中国人,他就不能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既然是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就不能离经背道。简言之,本色神学思想,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努力”。
 
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本色神学的探讨,实际上任何具建设性的中国神学都需要很好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施耐特(Robert J. Schreiter)曾把构建地方神学的模式分为三类,即翻译模式、适应模式,以及处境模式。他通过这样的分类希望能够回答信仰与处境的相遇模式,而透过这种种模式回答当基督信仰与被传播地的文化接触时,信仰如何能够融入当地,而又能保存基督教本身的真理。这关涉到在神学思考中如何处理圣经与基督教传统的问题。中国神学的思考和建构也不例外。
 
 
《天风》2015年10期42--43页求索篇:专栏:中国神学三人行(五)。作者: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授陈永涛。2016年8月5日06:13扫描,2016年8月25日16:02审核校对。更多《天风》2015年10期文章,欢迎点击http://www.jdjcm.com/wenzhai/1731.html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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