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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宗教学研究观点摘编

时间:2015-12-23 21:13来源:《天风》2015年2期 作者:秩名 点击: 评论
奥巴马对中国的指责,脱离了中国宗教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脱离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实际,极易让人错误判断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编者按】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和指导,2014年,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和宗教界经历了种种挑战和机遇,如何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宗教工作?怎样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基督教如何中国化?……理论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层反思,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观点。现摘录部分学者观点,供参考。
  
尊重宗教是无神论的新高度
  
有神还是无神?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没有统一的认识。眼下部分“科学无神论”者,夸大无神论与有神论作斗争的重要性,把思想信仰上的差别上纲为“谁战胜谁”的大是大非之争,似乎这一斗争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在他们眼里,宗教有神论纯粹是消极、负面的事物,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是威胁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力量,是不能与之妥协的。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在《尊重宗教是无神论的新高度》一文中指出,这种看法是耸人听闻的,当然也很荒谬,它不符合宗教的历史与现宴,特别不符合中国宗教界主流的爱国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它看不到宗教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其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宣传这样的无神论只会打击宗教界的积极性,加剧宗教界与社会的紧张,妨碍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使社会主义者自我孤立,所以是不可取的。
    
牟钟鉴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方面又要能对其他健康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心存敬意,表示应有的尊重,头脑里有着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信仰宽容和保护信仰人权的观念。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进一步壮大和发展统一战线,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冲破“宗教鸦片基石沦”的教条主义旧框架,调整自己的理念,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和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化紧张为宽松,建设新型、和谐的宗教关系。
    
应在《宗教事务条例》的基础上适时制定《宗教法》
 
2014年是《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1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在《从条例到法律》一文中认为,总结宗教事务法治化的经验,应在《条例》的基础上适时制定一部《宗教法》,以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时代相适应。
    
首先,制定《宗教法》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需要。宗教立法进展缓慢,这种局面是与国家的法治进程、与宗教工作的需要不相适应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延东副总理在《条例》公布10周年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完备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
    
其次,制定《宗教法》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在我国,宗教信仰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低,是少数。一般民众乃至政府在考虑问题时,很少考虑到宗教因素,很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权益,在法条中都是空白。囡此,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宗教注》,对于落实宪法保护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再次,制定《宗教法》将有效地保护宗教界的具体权益。就目前的宗教发展看,宗教工作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权益之争。同时,《条例》对宗教界内部管理比较有效,但对非宗教部门的约束力就大打折扣。显然,需要一部涵盖全社会、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守的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
    
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刻不容缓
    
宗教团体是信教群众的联合组织,是信教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实体,是政府对宗教事务进行依怯管理的重要依托和主要对象。然而,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宗教团体在信教群众中的凝聚力逐渐下降。要正常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宗教团体的自身建殴刻不容缓。
    
山西省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杨桦在《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刻不容缓》一文中指出,应从打基础的角度,将宗教团体的组织建设列入议事日程;着力引导宗教团体提升服务意识,对其服务项目建立工作机制,规范审批程序,努力做到公开透明,使服务性工作成为提升宗教团体凝聚力的途径;建立宗教团体内部的人才培育机制,鼓励宗教团体建立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坚持在工作中发现和使用人才,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规范宗教团体的内部管理,对人事、财务、培训等工作建章立制;根据各宗教的特点,理顺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宗教团体要改变工作方式,对宗教场所侧重于教务指导和监督。
    
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
    
基督教的在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与融合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宗教研究中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但在今天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卓新平在《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一文中认为,基督教在华有着其中国化的义务及使命,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能使其在华发展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情。基督教在华近1400年的历史有着多种波折,尤其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历,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遭遇”也命运多舛、并不顺利。基督教4次传入中国,却有3次中断:而使基督教最终得以在华立足的第4次传入却因复杂的历史背景及其客观上的政治卷入而留下了阴影,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基本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被视为“另类”的宗教存在。这种对抗和张力在20世纪达到顶峰,并使基督教在华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及反差。但也正是这种原因和历史机遇,使基督教得以面对和正视其必须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在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正确解读
    
就像规定性的宗教仪式一样,美国每年总要以“宗教自由”的名义批评中国几次。2014年2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基督教意义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又一次“敦促中国等国保障宗教自由”,并且以“维护普世权利”的名义宣称“在世界各地推动信仰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之一”。
    
奥巴马对中国的指责,脱离了中国宗教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脱离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实际。其以根源于基督教历史经验的美国话语,解读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极易让人错误判断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宗教自由是具体的,宗教自由的意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表征和实现方式也不只有单一的欧美模式。只有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才能得到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诠释。
 
(摘编自《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15年1月6日)
 
 
《天风》2015年2期26--27页求索篇。2015年12月6日礼拜天22:08扫描,2015年12月11日礼拜五16:24审核校对。更多《天风》2015年2期文章, 欢迎点击基督教传媒http://www.jdjcm.com/wenzhai/1325.html阅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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