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语言的天性

连续几天的阴云渐渐散去,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运河两岸。

沿着运河岸边的小路一路走来,看到杏花桃花已经开了。路边的枯草里,也点点滴滴露出了新生的嫩芽。

漫长的冬天里,严寒封锁了大地,这里看不到一点生机。但这些草木并没有死去,在土地的深处,它们的根系积蓄着力量,当春风出来的时候,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就像严寒夺不走草木的生命和自由,也没有谁能夺走一个民族语言的生命和自由。语言拥有自由的天赋,虽然时时遭受禁锢和封锁,但总会刺破黑暗,把真相向人们展现出来。

哲学家沃格林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在我看来,语言更是一个民族生命的载体。一个民族的命运和语言的遭遇息息相关,一种语言的生命里也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中国人,汉语对于我来说,就像生命一样宝贵。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汉语的音韵像血脉一样在我的生命里蜿蜒流长。我藉着汉语认识了自然万物,认识了文化历史,也藉着汉语认识了爱和真理。

然而回溯时光的长河,这门古老的语言历经重重磨难。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从清代文字狱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母语遭受刀劈斧砍火烧,伤痕累累却屹立不倒。

漫长的禁锢封闭之后,人类精神的突围总是从语言开始。像民国初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都是从祛魅化开始,恢复汉语的活力和自由。

不仅仅是汉语,很多古老的语言都遭受过种种厄运。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灭绝犹太人的同时,企图把希伯来语也从地球上抹去。他们在占领区内,把希伯来文圣经、祈祷书以及各种经典统统没收,放火焚烧。

那些充当劳役的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法设法偷出宝贵典籍,挖坑埋藏起来。

立陶宛维尔纳城犹太社区有个叫赫尔曼.克鲁克的图书管理员。当纳粹占领了这里之后,他偷偷转移大量图书,藏在一个隐蔽的地下室里。克鲁克后来被关进集中营,他又把见到的一切悄悄记录下来。他说写作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他虽然会遭到杀害,但他的笔记会比希特勒活得更长久。

就在集中营解放前一天,克鲁克和上百个难友遭到枪杀和焚烧。但有两个人幸运地活下来,其中一个记住了克鲁克埋藏笔记的地点。在这本笔记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克卢加集中营的人常问我

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时刻还要写作?

为什么?为了谁?

我清楚我注定要死,我等待它,

尽管我内心深藏着对奇迹的渴望。

我手中颤抖的笔饱蘸墨水

为了未来的人们,记录下所有一切。

那一天会来到,当某个人找到

我所书写的,记录在书页上的恐怖和盼望。

纳粹不仅要消灭犹太人的语言,也辛辛苦苦践踏着本民族的语言。他们一方面对媒体出版严加管制,禁锢人们表达的自由,一方面毫无廉耻地把语言变为谎言。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对媒体喊话说:“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而今,希特勒、戈培尔的尸骨早已朽烂,不管是希伯来语还是日耳曼语,在经历过血与火之后,依然饱含着勃勃生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老电影《大逃亡》,讲述了二战期间200多名盟军战俘越狱的故事。

这些战俘关在意大利一个战俘营里,饱受磨难。战争后期,纳粹德国要把他们押送到德国本土的集中营里。盟军战俘知道关进德国集中营意味着什么,他们在莱恩上校的带领下发动起义。这些伤病缠身的战俘乔装打扮,相互搀扶着踏上逃亡之路。

我想,这些战俘的遭遇和某种语言的遭遇有诸多相同之处。当语言受到禁锢,失去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这些失去自由的战俘多么相似。

就像这些战俘乔装打扮,冲过重重封锁一样,语言也会费劲心思打扮自己,甚至不惜以讨厌的错字别字和病句来伪装。为了追寻自由和真相,满身污泥和伤痕,艰辛地走在大地上。

我们目睹了这一幕让人感动得落泪的情景,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伤兵相互搀扶着,冒着炮火和硝烟,顽强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在他们前面,阳光已经透过厚厚的云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上帝用语言创造这个世界,又用语言照亮人类昏暗的灵魂。自由是语言的天性,没有谁能夺走某种语言对自由的渴望。

对于语言来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撒谎的自由,不是咒诅的自由,而是表达爱的自由,是追寻真相和真理的自由。只要语言不死,一个民族总是会有希望。

上帝用语言创造这个世界,又用语言照亮人类昏暗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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