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伙作恶---不可饶恕的罪

1958年的某一天,西德法兰克福街头,犹太画家西门背着画箱从一所中学的栅栏墙外走过。

他把一根香烟叼在嘴里,想要找人借个火。站在栅栏内的一名教师看到到,便走过来,把打着的打火机递到西门的眼前。

西门正要吸烟,看到眼前的这张面孔,忽然大惊失色,画箱也跌落在地上。

西门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给他递火点烟的人正是当年折磨过自己的纳粹军官舒尔茨。

对于现代人来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词语。二战时期,大约有110万人在设立在波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被德国纳粹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二战结束后,依照莫斯科宣言,同盟国把犯有战争罪的德国人引渡给他们在那里犯下罪行的国家,由那里的法庭审理。

1947年,波兰当局在华沙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数百名纳粹战犯进行审判,以奥斯维辛集中营首任指挥官鲁道尔夫·胡斯为首的50多名纳粹被判决死刑。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约有70000多名纳粹军官和看守,除了被审判的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与奥斯维辛上百万人的死亡无关吗?

拍摄于2014年的德国电影《缄默迷宫》聚焦了这个问题。

在《缄默迷宫》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西门找遍司法部门,投诉中学教师舒尔茨当年在集中营里的恶行,但没有人愿意管这件事。在报社记者格尼尔卡的帮助下,西门到法兰克福检察院举报,同样遭到冷遇。所幸,这个案子引起年轻检察官拉德曼的好奇。

拉德曼想要调查这件事,遭到主管上司的斥责。正当他灰心的时候,总检察长鲍尔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委派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罪行进行调查。

尽管有总检察长的支持,但拉德曼的调查仍然遭到重重阻力,警方和国家调查局也不愿配合他的工作。他的一名同僚说,事情已经过去,伤口已经愈合,为何还要撕开伤疤?一名警官对拉德曼说,他们现在都是合法公民,而当初他们是军人,那么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何罪之有?

因为参与调查,记者格尼尔卡家的玻璃被砖头砸破,拉德曼也收到了死亡威胁。一封匿名信上写道:“若是不结束调查的话,你也要被送进毒气室。”这一切都说明,纳粹主义在德国又悄悄抬头。

但来自幸存者的泣诉更让拉德曼感到肩负重任。画家西门讲述了两个幼女的遭遇。

深夜十分,西门带着孩子与上千犹太人乘闷罐车抵达集中营,又冷又饿,四周都是纳粹和军犬。惊慌失措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带着白手套的医生,文雅和蔼,微笑地抚摸着孩子的头,说要带她们去病房。西门以为孩子们跟着他会安全,哪里知道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亡天使”,专门拿孩子做实验。

而包括这个医生在内许多残害无辜的凶手,都逃脱了公正审判,逍遥法外。

在总检察长鲍尔的支持下,拉德曼和他的同伴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把20多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人员送上法庭。后来,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法兰克福还举行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审判。

在《乌合之众》这本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提醒人们要警惕群体精神。群体精神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变成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

纳粹德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个人若放弃自己的良知和思考,会造成怎样的恶果?

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法兰克福审判判决的人数虽然抵不上波兰审判,但这三次审判却表明了德意志民族对纳粹的态度,也表明了这个民族正视历史、愿意悔改的态度。

正是这个态度,逼视这个民族不能再选择重蹈覆辙的回头路。

法兰克福审判还表明,对于邪恶和暴行,不仅主谋要负责任,那些借口执行命令而协同犯罪随伙作恶的人也罪责难逃。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在最终审判面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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