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一个“浪子不回头”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中,耶稣讲了浪子的故事。小儿子向父亲索要他“应得的家业”,然后去了远方。在放荡生活中他花光了所有财产,又遭遇了严重的饥荒。为了养活自己,他只好去做雇工为人喂猪。他饿了,就“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此刻,他醒悟过来,父亲有很多食物,而他却要饿死了,于是他决定回去找父亲。父亲一直在盼望着浪子归来,并且为他的归来大摆宴席。这让大儿子很不高兴,父亲安抚大儿子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故事以喜剧结尾。

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就像浪子,离弃了父亲基督教,拿了“应得的家业”,去追求自由。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延续,就像儿子挥霍了所有的家业,在穷困中受尽折磨,但仍不愿回到父亲身边。在这种情况下,浪子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和结局。如果浪子不想回到父亲身边,那么他在饥饿、屈辱和困苦中会怎么做呢?有几种可能。

首先,他可以问自己一些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他生活的国家存在经济不平等?为什么他的雇主有猪和其他财产,而他却一无所有?为什么他喂猪的劳动让雇主发了财,而自己却只能吃猪食?显然,他受到雇主的剥削和压迫,这是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联合国内其他雇工推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第二种可能是儿子反思了自己的失败,得出的结论是,他一开始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成功。为了保护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和自主,他必须是一个具有强烈权力意志的人。凭着决心、勤奋,或许还有一些运气(就像创世记中的雅各一样),他成为一名超级养猪人,这让他名利双收,甚至比以前更富有。

另一种可能是在反思了当前的情况后,他意识到自己所有的苦难和失败都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哥哥造成的。哥哥作为长子,拥有所有的特权,一直是父亲的最爱,而哥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自己作为次子,则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歧视。更糟糕的是,哥哥作为孝顺的儿子,拥有所有的话语权,一直在破坏弟弟的公众形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哥哥必须意识到自己因为出生顺序而与生俱来的罪,并向弟弟付出赔偿。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浪子认为所有的现实不一定是现实,事实不一定是事实,只是人的认识。为什么吃豆荚猪食不好?这个观念只是社会上强加给人的。猪食豆荚健康又环保。所以,大家都应该吃。更进一步,谁说猪比人差?猪和人应该有同样的价值和权利,甚至更多......总之,浪子有无限的选择和可能,留下来而不回到父家。

同样,后现代主义为人类不回归基督教提供了各种的思考和理由。

浪子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父亲?他背弃父亲,拒绝父亲的权威,要的是自由和自主。同时,他要求得到自己的“应得的家业”,那是他拥有所有权,可以完全控制的财产。当现代主义不承认与基督教的传承关系时,实际上现代人也拒绝了他与上帝的关系,拒绝了创造者上帝对他的权威。同时,现代人把生命和上帝所赋予的人的能力当作自己“应得的家业”,据为己有。这种拒绝和占有分几个步骤进行。

首先,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排除了上帝。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为了推动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对自然的探究应该在自然和物质本身之内。[1]笛卡尔表述得更清楚,他说,最终的原因,也就是创造者上帝,应该被排除在科学之外。[2]康德在道德中也推开了上帝。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人是唯一的道德的主体,是宇宙的终极目标。[3]当人把自己和上帝之间的联系切断之后,人就把从上帝领受的能力与超越的价值理念,如理性道德目的,都占据为自己所有。基于对理性的自信,现代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类的未来十分乐观。如马尔库塞总结黑格尔思想时说,“人已经开始按照他的自由理性思维的要求来组织现实,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思想迁就于现有的秩序和普遍的价值观。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存在。他的理性使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潜力。因此,他不受周围事实的摆布,而是能够使这些事实服从于更高的标准,即理性的标准。”[4]

人类对上帝的拒绝不会停留于此。尼采指出,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是伪君子,因为他们弃绝了上帝,但却高举理性、道德和真理等来自基督教的价值观。这些超验的价值观,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对人们进行评判、塑造和控制,破坏了人们的自由。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表达了他对一切系统化的不信任,声称人类会被理性毁灭。尼采同时认为,道德也是反自然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无法评估,任何对生命价值的道德判断都在危害生命。理性和道德并不会使人类变得更好;相反,它们使人类渴望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而不关注现实世界。[5]对尼采来说,人不能又拒绝上帝,又保留这些价值理念。人要想获得完全的自由,就必须同时拒绝一切超越的价值理念。所以,他所说的“上帝死了”是人与上帝割裂的必然逻辑结果。我们也看到,在与上帝和价值理念割裂的同时,尼采把一些上帝创造的人的属性当作“应得的家业”据为己有,就是原始情感、本能、意志和生命本身。正如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所说,“一切健康的道德都是由生命的本能所支配的”。[6]没有理性、道德和真理,作为生物进化产物的人,更接近于动物;而基于圣经,人是神最后一天的创造,有上帝的形象。

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人类的主要动力,弗洛伊德则把人类的行为归于性欲和对性欲的压抑。传承于弗洛伊德,马库斯在他的《爱欲与文明》中指出,理性是压抑人类自由的因素。他认为自我意识和理性通过压迫,征服和塑造了历史世界。它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所带来的自由虽然相当可观,但这种自由是在奴役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人倾向于接受而不是生产,倾向于满足而不是超越,这种致力于快乐原则的本能与态度和理性是对立的。基于此理论,人的自由即意味着把人的情感、本能、欲望都从理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达到完全的快乐。[7]

Marx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更进一步,根本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否定上帝存在之后,Marx可以把更多的东西据为己有。在他的理论中,人的本质是完美的。异化是由资本主义、劳动、产品等外部力量造成的,使人偏离完美的人性。当从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最终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完美的人性。而“只有完全被排除在一切自发地行使人的权力之外的无产者,才有能力通过对所有生产资料的分配,达到完全而不仅仅是部分解放。” [8]Marx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经济制度,而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唯一方法。

为了拥有自由,人需要拒绝什么?上帝和一切来自上帝的超越价值。人可以据为己有的是什么?人性和上帝赋予他的一切能力。当然,对上帝的拒绝和对自由的追求不能止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后现代主义者仍然认为人性是好的,更确切地说,个人是好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人生目的,因为出于自己的才是最真实的。

然而,由“完美”个体组成的人类社会并不完美,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个体的人不可能出错,所以问题一定存在于个人之外,即存在于社会的制度之中。如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而遭受异化,人类的其他问题也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错误。后现代主义者勤奋地工作,致力于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然而,由“完美”个体组成的人类社会并不完美,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个体的人不可能出错,所以问题一定存在于个人之外,即存在于社会的制度之中。如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而遭受异化,人类的其他问题也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错误。后现代主义者勤奋地工作,致力于寻找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首先他们解构历史和其他人文科学,进一步解构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教育、政治和宗教等。他们的结论是,人类的问题是由既有的制度造成的,在此制度之下,一群人有权力去边缘化和压迫另一群人。马克思最早提出了人类群体之间的二元冲突,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现在,后现代主义者总结了越来越多的类似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

以种族为基础,是白人与有色人种;

以性别为基础,是男性与女性或生理性别与自认性别;

以性取向为基础,是异性恋与其他取向;

以宗教为基础,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

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是保守派与进步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帮助下,人们可以被无限地分组。处于压迫阶级的人,因为身份上的特权,对被压迫的人有无法救赎的原罪。

很明显,这个理论存在逻辑缺陷。如果人是善的,他有自由决定自己的选择和意义,那他怎么可能同时成为邪恶的压迫者呢?答案是当一个人成为压迫者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被非人化了,人性的完美就无法应用在他身上。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制度是由有限有罪的人发展起来的,所以其中一定有根本的缺陷、错误和弊端。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在找出这些弊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扭曲。当然,人类社会也有压迫,比如民权运动前美国对黑人的隔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大多数制度或多或少是为造福和保护制度下的人而建立,其中一定有一些内在的真和善。所以否定这些制度,也是否定人类在建立制度时所有的努力以及制度包含的真和善。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拆除所有的人类制度,比如改写历史、取消文化、取消警察经费,让人彻底“自由”。

对上帝的拒绝并没有停止,因为人类要抹去任何来自上帝的痕迹。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把破坏人类自由的外部强加的东西,与人类自己拥有的东西区分开来。在否定了超越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之后,下一步就是创造人的自我。后现代人追求的是对人身体的完全控制。在获得性取向的自由和堕胎的自由之后,下一步就是拥有选择性别的自由。在后现代思想中,性别不再是天然的生理体征,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一种状态。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选择任何他/她/他们想要的性别或身份。人们不仅在争取去自认性别的卫生间的权力,甚至也在争取权力,让父母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进行激素治疗,转变为想要的性别。这种做法明显是人对上帝创造的叛逆。

根据圣经,上帝起初造男造女,在最初的设计中只有两种性别。而且,根据耶稣复活后,虽然开始人们没有认出祂,但所有人都知道祂是男人的事实,我们也可以合理猜测在复活后,每个人仍然会保留自己的性别。总之,后现代的人要否定上帝所创造的性别这个生理特征。但有趣的是,人们似乎还不能接受种族的自我认同,虽然每个种族都有相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表明种族并不是上帝原始创造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改变人的定义来抗衡上帝的创造。

我们不知道人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就像中国神话中的哪吒,他为了和父亲断绝关系,肢解自己的肉身,把骨肉还给了父母。从根本上说,人的身体和与之俱来的所有能力都是上帝所创造。为了拥有"自由",要摆脱上帝的控制,人只会一无所有。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拒绝上帝和一切与上帝有关的事物,同时把一些上帝的创造据为己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从上帝那里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力,人拒绝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那么,人是否获得更大的自由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现代人确实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也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长的寿命。但正如布拉格在《人的王国》中所指出的,人类所有现代化的努力都有自我毁灭的倾向,都必然失败。[9]现代主义及其对理性的超强自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尼采的哲学做了法西斯主义的帮凶,而共产国家的倾覆和共产国家中的人道灾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有趣的是,当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国家失败时,马克思主义的改良版却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起来。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从个人主义开始,也发展到集体主义。

在后现代叙事中,每个人都不再是独特的个人,而是由许多标签定义的交叉性存在。整个社会按群体划分之后,权力也发生了逆转。一个白男异性恋基督徒属于每个二元冲突的压迫者,因此,他应该是新的社会阶层中最底层的人。另一方面,人也会因为有更多被压迫的标签而提升阶层。这种等级阶层是可以变化的,取决于当前时代的主要矛盾。

这种等级阶层与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的社会等级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每个人都有出身,由他出生的家庭决定的。越贫穷越革命。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地主家庭,他就会被剥夺上学工作的机会。今天,类似的事情也在美国发生。一个亚裔男孩进入藤校的机会要低于其他有色人种的孩子,即使他的考试成绩更好,课外活动成绩更多。

下一个问题是,这种后现代思想为何在社会上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它起源于大学的人文社科系,进而在主流媒体、公立学校、政党、政府甚至基督教会都成为主流思想。难道是因为追随者的声音特别大,方法也简单易行吗?确实,把不认同你的人贴上种族主义分子、性别主义者、仇视伊斯兰教分子、恐同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等标签,肯定比认真辩论更容易。后现代思想的流行原因很复杂,但肯定不是因为它的理论更合理、令人信服。相反,后现代思想中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一个人可以自我认定性别,但不能自我认定种族。比如人们夸耀自己对科学的信仰,但同时也谴责科学是种族主义。比如为了促进变性女性的权利,不惜践踏生理女性的权利。当一个极端穆斯林在同性恋酒吧大屠杀时,主流媒体都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然而,这些不一致并不会影响到后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因为作为尼采哲学的继承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理性是恶的,所以没有必要追求逻辑自洽。然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同样具有自毁的倾向。这种思想最直接的破坏是,人们不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是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社会、文化和他人。现代性别理论和批判种族理论已经对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造成了混乱和困惑。而目前,法律和秩序正在受到严重攻击,可以预料未来会有更多的灾难和悲剧发生。

除了身体、本能和情感之外,人认为属于自己的就是内心的渴望。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和决定,是出于自己的需求或渴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提出,人有生理需要,如食物、水、温暖和休息、也有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都是人类行为的动机。[10]这里大部分需求是来自于人自身,也有一部分是与他人相关。显然,现代心理学忽视了人的很重要的一种需求或渴望,那就是对超越和永恒的渴望。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否定上帝,拒绝超越价值时,他们把真理、善良、道德、圣洁和永恒误认为是基督教或意识形态强加给人的理想和概念。其实,所有这些价值和对这些价值的追求,都是人自身内在的渴望。正如保罗在罗马书2:14-15中指出: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人心中有良知,良知可以帮助人判断是非。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1](孟子,公孙丑上)就像人有身体,人内心中也有对真善的基本认知与追求。否定这些超越性价值和对价值追求,使得人变得十分肤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后现代世界,人们不再像尼采那样极端,仇视和抛弃所有的价值理念。比如德拉达要解构法律,但他说正义是无限的,不可估量的,不可解构的。事实上,在后现代世界里,有些理念是被大力提倡的,比如爱、社会公义、善良,虽然每个人对这些价值理念的定义不同。后现代主义的吸引力也在于它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与人类对自由、尊重和认可的渴望是相通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追求这些理想?原因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11)。对永恒的渴望,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渴望,其实就是对上帝本身的渴望。上帝不仅拥有真理、良善、爱和公义等属性,并且上帝是所有这些属性和理想的本体。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理想是自由,即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为此人与上帝决裂。

上帝其实比人看重人的自由,因为祂不仅赐给人的自由意志,而且神子耶稣还死在十字架上,把人从罪和死亡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正如圣经所说:“真理必叫你们自由”(约翰福音8:32)。只有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只有顺服上帝,让自己的欲望与上帝的旨意一致,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基督教中似非而是的真理。选择性别,流产胎儿,吸毒却不用坐牢,都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满足于上帝赋予他/她的真实身份,不在冲动下做出错误的决定,不犯罪。人对爱、尊严和认可的渴望,也只有创造者上帝才能真正满足。没有比上帝的爱更大的爱了,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人所渴求的完全接纳,也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所以,人所有的渴望,只有上帝自己才能满足。后现代社会中,认同人的真实渴望,是基督徒与人分享福音的起点。

除了重视人们内心的渴望,后现代主义也强调人们的情感、感受和体验,而不是理论的一致性。现代主义曾经把理性当作偶像,今天人们对感情的执着,也到了偶像化的程度。伤害人的感情,成为最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其实,人的感情和理智一样,也被罪污染了。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迎合每一个人的感受来分享福音,但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亲身经历和更多的情感来呈现福音。毕竟,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上帝道成肉身开始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圣经中的福音书也没有写成系统的教义,而是记述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平、教导和行为。并不是说神学将变成基督徒的见证集。但神学应该有更多的活力和激情,反映圣灵充满的丰盛喜乐的生命。

浪子无论做出什么样的人生决定,结局都是筋疲力尽、饱受屈辱和走投无路。只有回到父亲身边,享受父亲为他预备的一切美好丰盛,才是救赎自己的唯一的方法。其实,上帝这个父亲,不止于此。祂拥有超过我们有限的理解和想像的一切奥秘和荣耀,祂邀请人加入祂爱的关系和祂荣耀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徒也是浪子,因为我们没有活出与所蒙恩召相称的生活。我们仍在这个未赎的身体里与所有的受造物一起劳苦叹息。只有在耶稣基督再来时,有了复活的身体,我们才能与神完全合一,永远享受神的同在。

注释:

[1]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and Related Writings (Indianapolis, Indiana: Bobbs-Merrill, 1960 [1620]), 7.

[2] Rémi Brague, TheKingdom of Man: Genesis and Failure of the Modern Project (Notre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72.

[3] Immanuel Kant, and Pluhar Werner S., Critique of Judgment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1987), 323.

[4] Herbert Marcuse, Reasonand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6.

[5]Friedrich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lated by Richard Polt.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1997), 18-25

[6]Friedrich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latedby Richard Pol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97), xiii.

[7]Herbert Marcuse, Eros and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Press, 2015), 57.

[8]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TheElectric Book Company, 2001), 133-134.

[9] Rémi Brague, TheKingdom of Man: Genesis and Failure of the Modern Project. (Notre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212.[10]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Row, 1981).[11]孟子,孟子,公孙丑上,六。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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