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铁屋里的人为什么依然昏睡?

上世纪初,鲁迅先生寓居在北平绍兴会馆里,靠抄写古碑来消磨时光。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初中时读到《呐喊》时,这一段文字便深深印在一个少年的脑海里。

“铁屋子”是鲁迅对中国的比喻。他去日本留学,本来学的是医学,想要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然而有一次,他在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中看到麻木的中国人的形象,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文艺救国的理想遭遇挫折以后,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寂寞,当他想要靠抄写古碑来麻醉自己的时候,《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金心异)来访,劝他重新打起笔来,他便发出关于“铁屋子”的著名议论。

但他在《新青年》的鼓励下,毕竟又拿起笔来。他虽然对现实充满绝望,但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的,他想要用手中的笔唤醒更多人的精神,来毁坏这间铁屋。

而今,100年的时光过去了,鲁迅先生的笔究竟唤醒了多少人?他所寄希望的未来,是否就如他所愿了呢?

当鲁迅先生活到今天,看到汽车从孩子身上碾过无人管,看到老人倒在路上没有扶,看到有人因为别人得了绝症而庆贺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是不是会陷入更深的绝望?

常常听到有人长叹一声,提起鲁迅先生当年关于“铁屋子”的比喻。与鲁迅的时代相比,国人的精神面貌又有什么改变呢?

与鲁迅的时代相比,中国的文艺可以说有了很大发展。虽然说几十年来并没有产生像鲁迅那样的巨匠,但总体而言,各种文艺体裁发展得更为成熟。还不用说,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也源源不断地翻译进来。

如果像鲁迅先生所想的那样,文艺可以改变人精神面貌的话,那么,中国的人精神面貌早就该焕然一新了。而实际情况呢?为什么人们生命的光景与鲁迅笔下铁屋子里人依然那样相似?

前天,读者北极星在《诗意恩典》中留言说:“思想家鲁迅描写的人性,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以后,到了当代社会,却一点也没有变化!让人不解。”

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发达了,千千万万人依然像关在铁屋里的人一样麻木,在昏睡状态中渐入死灭?

或许,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面来审视生命的困境问题。

虽然社会和文化环境对人的生命景况有很大的影响,但生命之所以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并非是社会或者文化,而是生命的罪性使然。

自从始祖背叛上帝,所有的人都被圈在罪里。每个人的罪性便是自己的铁屋和牢笼。因为牢不可破的铁屋,人们不仅生前难以获得自由,死后也会坠入更深的黑暗。

这铁屋不仅困住每个个体的生命,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也困住了祖祖辈辈中国人数千年的历史。

这铁屋是如此坚固,单凭人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打破,即使唤醒的人再多,也无法推翻这铁屋。

要摧毁这铁屋,只有寄希望外在的力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罪人而死,又在第三日复活。唯有祂死而复活的力量才能洞穿这铁屋。

人若不相信基督的救赎,相信祂死而复活的力量,便只能如关在牢笼里的死囚一样,在绝望中昏睡,在麻木中灭亡。

我们需要一种更大力量来唤醒人们灵魂,而不仅仅是唤醒人们的精神;我们需要一种更大的力量来推翻这矗立了数千年的铁屋子,不是依靠文化的力量,乃是要依靠福音的力量。

唯有祂死而复活的力量才能洞穿这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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