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死于抗疫最前线的传教士

2月7日,驰援湖北的齐鲁医院和华西医院医护人员在武汉天河机场相遇,两支队伍隔空喊话相互加油的视频感动众人。这两所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医院都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传教士的影子。

自明清到民国,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士的使命是传播基督福音,然而,当这片土地遭受一次又一次疫病攻击的时候,他们守在抗疫最前线,担负起救护民众生命的重任。

1888年1月13日,美国宣教士郁约翰踏上厦门的土地。他先是在平和县小溪镇创办了一所小溪医院,六年间收治五万多病人。1898年4月,郁约翰奉差会指派,在鼓浪屿建立了厦门第一所正规西医院---救世医院。

1910年春,厦门鼠疫流行,很多人染病而死。郁约翰冒着危险救治病人,虽然做了预防措施,但还是不幸受到感染,于4月14日去世,享年49岁。

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是8天前写给美国的小女儿的:

我亲爱的小玛格丽特,现在是周六下午,虽然才两点钟,爸爸已经做完了本周所有的工作。通常情况下,爸爸难得这么早做完工作……我都等不及要去看你了……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下,因为郁约翰突然接到出诊的信息,于是又在信纸上匆忙写道:

一个病危的女病人送到了医院,我还得工作至少两个小时。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机会休息一下。爱你的,爸爸。

1915年7月,一场传染病忽然笼罩了贵州乌蒙山石门坎,这就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也就是伤寒。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内,很多苗民都病倒了。

灾难来临的时候,不少人出外躲避,但在这里服事了10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坚持留下来,在一个山洞改造的隔离室里,照顾和治疗感染的病人。

当不少人开始痊愈的时候,柏格理不幸受到感染。他把有效的药品留给苗民,自己却倒下来,再也没有起来,时年51岁。

据《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

柏格理之后,1924年12月5日,又有一位英国传教士为了救治疫区民众,在乌蒙山区献出生命。

这个传教士叫莉莲.玛丽.格兰丁。她在取得英国皇家学院医师资格后,于1906年来到云南昭通。她和其他宣教士在多地设立诊所,还开办了一家麻风收容所。

一战爆发后,格兰丁与丈夫返回欧洲,成了战地医生。战争结束后,她于1923年重返乌蒙山,正赶上斑疹伤寒在这里流行。格兰丁紧急投入救治,为百姓注射疫苗,疫情一度得到控制。

没想到一年后,伤寒卷土重来。由于病毒发生变异,防疫针失效,病人纷纷死亡,传教站的同工也一个个倒下。格兰丁说服那些逃离的人留下来,加入她的救治队伍。眼看着局势出现好转,格兰丁自己却受到感染不幸去世,年仅48岁。

新教传教士以外,还有不少天主教传教士为了救治中国人失去生命。比如1722年,在广州传教的耶稣会士储斐理在探望麻风病人时受到感染,离开人世。

1947年,法国传教士徐思定经当地政府批准,在贵州安龙县创办大海子麻风病医院,收治遭遗弃的麻风病患者200多人。他的义举遭到周边村落的反对,一伙歹徒手持火铳和砍刀冲进麻风病院。为了保护麻风病人,徐思定连中三枪,倒在血泊中。

想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00多年前说过的话:“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观念和习俗的统治下解放他们的心智。”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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