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勇敢而安静的女子

文革伊始,翻译家傅雷夫妇不堪迫害而自杀。当众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一名青年女子领取他们的骨灰,悄悄保存下来。

1979年,傅雷夫妇得到平反,他们的骨灰得以安葬。傅雷的儿子多次要找这个女子表示谢意,却再三被拒绝。

1984年1月21日,传记作家叶永烈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了她的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脸色白净,举止文静,衣着普通。

当叶永烈说明采访的来意,她摇头说,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值得一提。在作家再三的恳求下,她才答应谈一谈,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要对外透露自己的姓名。

她与傅家没有任何来往,只是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因为喜欢弹钢琴,听过傅雷大儿子傅聪的演出。

1966年9月,那一年她29岁。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时,她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她找到傅家的亲属,人家告诉她,傅雷的大儿子傅聪流亡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关在一起。

她来到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奇迹般把骨灰领了出来,先是藏在自己家里,后来送到公墓化名保存。

领出骨灰后,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的情况。因为这封信,她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差点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件事当年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然而在审讯中,造反派没有查出任何政治背景,只把她当成头脑简单的人,所以没有深究。

傅雷平反后,傅家不忘她的义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在叶永烈帮助下,傅敏找到她工作的上海大学。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她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音乐会结束后,她悄然离去。

后来,在叶永烈再三要求下,她允许公开了她的姓名---江小燕。

在金梅写的《傅雷传》及该书编辑余开伟写的《傅雷传编辑札记》中,均提到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为其上书鸣冤乃至招来祸患的这位年轻女子,对其表示了由衷钦敬。

看到《傅雷传》及编辑札记之后,江小燕给余开伟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她收藏傅雷夫妇骨灰及给周恩来上书的经过,目的在于澄清对于自己的误传。这封信曾刊登在1998年第五期《书屋》杂志上。

在这封信中,江小燕女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她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圣经给她的教导,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她的父亲就曾多次为穷人募捐、买棺、成殓。“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江小燕在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在被关押时向神切切祷告的情景:

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

在当年的高压形势下,审讯结束后,审讯者竟然脱口对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关于自己的遭遇,除了在叶永烈的要求下谈过一些,出于更正的目的向《傅雷传》的编辑叙述了事情经过,这么多年来,再也没有向别人提到过,更没有向傅家人提到过。她说:“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


江小燕的书法

在为傅雷夫妇挺身而出之前,在江小燕高中尚未毕业的时候,学校授意她写书面材料,揭露一名俄语女教师的右派言论。江小燕不但没有上交学校需要的材料,反而勇敢地为这名教师辩护。为此,江小燕遭到批判,被扣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政治品德差”的帽子。这顶帽子影响了她的升学和就业,直到10多年之后才得以参加工作。

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尽管因此耽误了很多机会,但她的良心是平安的。

江小燕终身未婚,退休后陪老母住在上海远郊。去教会参加礼拜以外,就是与钢琴书画为伴,生活过得平静而充实。

在给叶永烈的一封信中,江小燕写道:“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名利换不到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净然而宁然,安静而勇敢,在一个柔弱的女子身上,我看到一个基督徒应有的风骨。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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